蒋经国(1910-1988)浙江省奉化人。蒋介石长子。早年在家乡、上海、北京接受中小学教育。1925年去苏联，先后进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格勒红军中央军事政治研究院学习。在苏期间，曾任农村苏维埃副主席，工厂技师、厂长。1935年与苏联人芬娜(后名蒋方良)结婚。 

　　1937年返国后，任江西省保安处副处长，新兵督练处处长，江西第四行政区督察员兼赣县县长，三民主义青年团江西支团部主任，在赣南推行新政。1943年赴重庆，任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青年军政治部主任。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外交部驻东北特派员，三青团第二处处长，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局长。1948年任上海经济区督导办事处助理督导，同年底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 

　　到台湾后，历任国民党改造委员会委员，“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主任，“国防会议”副秘书长，“行政院”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国防部”副部长、部长，兼“国家安全会议国家总动员委员会”主任委员，“行政院”副院长兼“经济合作发展委员”会主任委员。1972年任“行政院”院长。1975年任国民党中央主席。1978年任台湾“总统”，兼任“国家安全会议”主席，“国民大会宪政研讨委员会”主任委员，“革命实践研究院”主任。 

　　1987年7月宣布解除“戒严令”。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1987年11月开放台湾同胞赴大陆探亲。1988年1月13日在台北病逝。

留俄生涯

    中山大学是孙中山逝世后由苏联提议设立，其实是第三国际指导下的革命干部养成学校，入学后校方为蒋经国取名尼古拉。1927年4月，中山大学课程结束，蒋经国申请归国，但因是时中国发生「宁汉分裂」，蒋介石正展开清党，捕杀共产党人，蒋经国被留滞在俄国，虽未被监禁，事实则成为斯大林的人质。
蒋经国先在红军部队里受训，因成绩优良，被推荐到列宁格勒的红军军政学校就读三年，且成为苏俄共党预备党员。1930年5月毕业，再次申请归国未获核准，希望加入红军也未许可，接着被派到莫斯科郊外一所电气工厂，过劳动者的生活，也开始接触到苏俄的底层社会。此时蒋介石正进行剿共，中共遂坚持将蒋经国流放到西伯利亚的阿尔泰金矿，蒋经国在此地工作九个月。1933年10月，又被送往斯伐拉斯（Sverdlousk）的乌拉（Ural）重机械厂，翌年被提升为副厂长，且认识芬娜（蒋方良），1935年3月结婚。

    1936年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与中共的关系和缓，与苏俄的关系也改善，因此蒋经国第三次申请回国获准，1937年3月25日离开莫斯科。由于蒋经国的苏俄经验，使得当时的国民党内，没有人比他更了解列宁主义统治机构中权力组织的实际分配运作的情形，例如由特务与政工人员来控制军方的组织等；另外，劳动的经验及与基层农工的交往，使他存在着一种亲民的特性，也奠定了他日后的统治风格。
初入政坛

    1938年，他被派往江西南昌训练省政府的保安部队，次年1月，他以行政督察专员兼赣县县长的身分，专注于赣洲的经营，成绩不错。1944年1月，蒋介石将他调到重庆，担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部学校的教育长，活动舞台开始由地方提升到中央，但仕途并非顺遂。

    1945年9月，蒋经国出任东北行辕的外交部特派员，交涉苏军撤退、国军进驻东北和接收的事宜，他原希望以东北作为个人政治发展的起点，不料苏俄不但将日本所留下的工厂运回本国，也将东北交给中共，蒋经国的希望落空。1946年国共战争展开，国民党统治区里通货膨胀急速侵蚀国民党的统治根基，国民政府只好于1948年8月进行货币改革，货币改革期间蒋经国担任上海经济督导专员，试图用强硬手段控制通货膨胀，上海市长吴国祯因反对蒋经国的做法而辞职；复受到孔宋家族的牵制，终究无所成。如此，蒋经国在政治上，四处碰壁，然而1949年，蒋介石兵败大陆，却也因此拉近父子之间的关系，同时国民党内复杂的派系关系也得以重整简化，到台湾后的蒋经国，开始逐步的掌权。
贰、政权的获取
蒋介石的接班人
「美国大使馆事件」后，为了平息美国的愤怒，蒋经国被派任退辅会主委，开发横贯公路，沉潜期长达六年，但这并不影响其蒋介石接班人的地位。在继位问题上，陈诚原最为人所看好，他在党、政、军等各方面的威望，都是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人物，不但是副总统兼行政院长，实际负责国府政务；更是国民党副总裁，在国民党改造时担任中央改造委员，是主要设计者之一。由于他曾于国府溃退之际，担任台湾省主席及东南行政长官，负责筛选迁台部队，结果其部属成为蒋介石各嫡系部队之中，来台人数最多、编制最完整者。此外，他大力执行土地改革，而广受农民爱戴，百姓常以「陈诚伯」相称；又与胡适、王世杰等人亲近，而维持相当开明的形像，成为国府高层中，最受知识分子欢迎的人物；尹仲容及严家淦等所领导的财经技术官僚，也都与他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所以，从各方面看来，他都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最接近接班的人选。
蒋经国则默默的培养实力，在蒋介石统治体制的改造过程中，除了未插手经济外，在党、政、军、特方面皆着墨甚深。他所主持的政工人员牢牢的掌握住军队的动态，又先后以「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主任」及「国防会议副秘书长」的身分，将蒋介石统治体制中，控制力最强的情治部门紧握在手。虽然表面上他只是众多中常委之一，迟至1958年才当上行政院政务委员，无论党政军各方面，均属后生晚辈，而实际上早已大权在握，未必逊于陈诚。
陈诚的失势
陈诚与蒋经国，分别为国府幕前与幕后的负责人，两人明争暗斗早已开始。1949年8月到1950年8月间，陈曾下令24小时监视蒋经国并监听其电话。蒋介石为了实现传位于子的计划，1952年成立救国团，在国民党的老机器之外，制造一个以蒋经国为中心的小国民党。这个计划不但遭到《自由中国》的反对，夫人派的吴国祯、甚至国民党的元老派也表示反对，其中陈诚以「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创始者反对最为厉害。他的理由是应记取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内部分裂为党、团两大势力，不顾党之将亡仍恶斗不休的教训，不要再为个人势力的成长，而弄出一个小国民党。救国团成立之初，陈诚不但坚决反对，且不肯提供预算予该团使用，此外，陈诚也扣留政工预算，限制该部门的活动空间。
除了与蒋经国不和，陈诚与蒋介石之间也时有磨擦。按宪法规定，行政大权应操于行政院长之手，总统只是虚衔，蒋介石当然不容许此种现象存在，因此订立临时条款，赋予总统紧急处分权，纵然如此，总统仍对一般行政无权指挥，这就是蒋、陈的矛盾所在。陈诚初次组阁（1950年3月）时，外界就曾盛传两人因人事任用问题失和，1958年7月，陈诚再度任行政院长，蒋介石希望张其昀留任教育部长，陈诚不肯，蒋甚至与张亲自去见陈，但陈诚最后仍坚持用梅贻琦，经过这一番周折，两人的矛盾加深。
依宪法规定，蒋介石总统任期只能至1960年5月20日，尔后应选新人担任，而1950年代蒋经国威望尚不足以担此重任，遂以陈诚的呼声最高。当时有人主张修改宪法以便蒋介石得以连任，《自由中国》等刊物则极力反对修宪，主张维持宪法，请蒋下台。正当两派论战如火如荼之际，蒋介石忽于1958年12月23日宣布：我们不仅没有修改宪法的意思，并且反对修改宪法。
陈诚误以为蒋介石没有连任的意思，遂积极展开部署，然而修宪派体会到蒋介石「不修大房子而盖小房子」的用意，提出增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及提交大法官会议解释的方式，让蒋介石在不修改宪法的情况下得以继续连任。1960年3月21日，国民大会通过莫德惠等人提案，决定在「临时条款」中增列「动员戡乱时期，总统、副总统得连选连任，不受宪法第四十七条连任一次之限制」，蒋、陈继续担任正副总统，陈则仍兼行政院长。陈诚此时身体健康开始恶化，1961年11月开始断断续续的请病假，并于1963年初请辞院长职务，为蒋介石所慰留，年底，准其所辞。不久，陈诚即告病重，1965年3月3日病逝。陈诚的去世，是蒋经国接班的关键，若陈不死，蒋介石身后，或有一场权力恶斗也未可知。
接班的准备
蒋经国在美国大使馆事件后，行事极为低调，虽然1958年起担任行政院政务委员，但在行政院院会上也极少发言，这种情况一直到陈诚病重后才有转变。1963年9月，蒋经国以行政院政务委员的身分，代表蒋介石访美，但双方均未大事宣扬，亦未发表任何共同声明或公报，此行的目的，主要在让美方对这位未来的接班人，有个熟悉、评估的机会，返国后，蒋经国开始在政坛活跃起来。
陈诚辞卸行政院长后，由严家淦继任，严之所以膺选，除了财经能力之外，一般公认是因为他听命行事、个性拘谨且没有班底，可以顺利将权力过渡给蒋经国有关。在严家淦内阁中，蒋经国最初担任国防部副部长，部长俞大维是蒋经国的儿女亲家，大小事务均由蒋经国全权处理，蒋经国开始掌握军政系统。1965年1月，俞大维请辞，推荐蒋经国继任，于是蒋经国正式主持军事会议及军中人事，因其身分特殊，连军令系统的人事也介入干预，参谋总长不敢置喙。
蒋经国任国防部长后一个月，陈诚去世，其继位的最大障碍去除，蒋经国开始代表蒋介石四处访问，在其部长任内，曾访问美国、韩国各两次，日本、泰国各一次，除进行外交工作外，某种程度也是培养个人的声望，其中1970年的美国行险些遇刺。
1970年4月18日，蒋经国应美国国务卿罗吉斯之邀，赴美做为期10天的访间，蒋经国访美之前，台独联盟主席蔡同荣即致函美国总统尼克松，要求其停止对「蒋家政权」的援助，美国本部的各地盟员也在蒋经国所到之处举行多场示威游行。4月24日，蒋经国预定在上午赴纽约第五街中央公园附近的广场饭店所举行的远东美国工商协进会演讲，台独盟员，康乃尔大学留学生黄文雄突然冲向蒋经国，握紧手枪瞄向蒋经国，正当扣扳机时，美国刑警立即扑到黄文雄身上，并将他压制按倒在地。见状上前抢救的联盟总部执行秘书郑自才，也被刑警击倒在地，两人在被押进警车时，仍一直高喊：「台湾独立万岁！」本案立即引起全世界对台湾独立运动的注目，美国、日本、欧洲、加拿大各地的电台与各大报纸，均以头条新闻大幅报导，同时也掀起海外台独运动的高潮。为了救援黄文雄、郑自才，海外同乡设立「台湾人权诉讼基金」，各地发起救援募款，当时多数留学生经济基础仍不够，但是仍出钱出力，其中，郑自才的成大校友，曾任纽约同乡会长的叶国势和张灿鍙两人都将刚买不久的房子拿出来抵押，终于在5月26日和7月8日分别将二人保释出狱。
1966年3月，严家淦当选副总统，仍兼行政院长，此阶段最重要的任务是将财经大权移转给蒋经国。1969年6月25日，蒋经国出任行政院副院长，次日行政院会决议设置「财政经济金融汇报」，要求财政部、经济部、中央银行等单位向行政院汇报，由副院长主持。同一日，严家淦又辞去「国际经济合作发展委员会」（经合会）主委，由蒋经国接任，蒋经国将经合会的权限，由原本的决策中枢机构，扩大至监督执行的单位。在财政部长李国鼎、经济部长陶声洋、央行总裁俞国华的协助下，逐渐掌握他从未曾接触的财经大权。1960年代开始，蒋经国逐渐从幕后走向幕前，掌握军事、财政大权，并频频出访友邦，已经为接班整装待发。
参、蒋经国时代的开始
出掌行政院
六○年代蒋经国基本上已完成接班的准备，七○年代初期蒋介石已不过问政事，蒋经国实际上是最高的权力核心。1972年3月，蒋介石、严家淦当选第五届正副总统，严坚辞行政院长，并力荐蒋经国继任，王云五等国代一千多人上书呼应，6月1日，蒋经国正式就任，两个月后，8月6日，蒋介石住进荣总疗养，放手让蒋经国全权处理国家大事。
蒋经国掌权之时，也正是国民政府多事之秋，1971年10月26日，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又前往大陆访问，双方关系开始解冻；世界各国纷纷与中共建交，国民政府一本「汉贼不两立」的原则，致使外交部成为断交部。不仅如此，国府还被各国际组织所弃，一时风雨飘摇，人心惶惶，掀起一波移民浪潮。
此时，国际经济也面临极大的困难，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宣布美元不再兑换黄金，二次大战末期以来美元为基础的固定汇率制瓦解，改为浮动汇率制，一时国际金融秩序紊乱，而导致全球性通货膨胀。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更造成全球性的经济不景气，台湾当然也无法幸免于难。
面对这些困难的环境与挑战，蒋经国首先在人事上采取「专业化」、「台湾化」、「年轻化」的政策因应，因此蒋经国内阁平均年龄61.8岁，台湾籍人士较过去为多，并且第一次出现台湾籍的副院长徐庆钟。除了人事与以往有明显的改变外，并且大刀阔斧的进行改革，就任之初，即对公务人员提出「十项革新要求」，如不做不必要的视导、不得设宴招待宾客、谢绝应酬、不得出入娱乐场所、不得挪用加班费、出差费等。此外，更进一步的制定「贪污治罪条例」，对于贪污的公务员，最高可判处死刑；凡经法院确定贪污罪者，永不录用。
蒋经国另一个特色就是勤于接近群众，行政院长任内足迹遍及各个乡镇村落；就任总统最初4年，前后下乡197次，与民众在一起的日子多达155天。这种平民作风，主要来自两方面的影响，一是长期在苏联的基层工作，深受共产党平民作风的影响；另一方面，他接受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教训，注意民间疾苦，解决民众的问题。蒋经国这么做的目的，就是在改变蒋氏父子及国民党在民众心中的形象，以维持国民党在台湾的长治久安。而这种平民化作风，也赢得国内外舆论的好评，这是他能胜过蒋介石的原因，也是他能继统大业的所在。
从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后，固然威权体制不变，但与蒋介石时代相较，施政的内容上，确实有所不同。在反攻复国的年代里，台湾的资源，相当大的部分被投入在军事的用途上，经济方面的基础建设付诸阙如，蒋经国出掌行政院后，开始进行十大建设；国民政府迁台以来，台湾人拥有高人口比率，但所享有的政治资源却不成比例，蒋经国开始启用台籍人士，虽然只能在冷门的部会或居副手的地位，然终究有其意义。
严家淦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去世，严家淦继任为总统。严氏在大陆时期，最高职位仅止于福建省建设厅长及战时生产局采办处长，声势并非显赫，亦非实权派人物。战后随陈仪来台任交通处长，后任财政处长及台湾银行董事长，国民政府迁台后历任经济部长、美援会副主委、财政部长及台湾省主席。严之所以获得蒋介石的赏识，主要原因在处处以蒋是赖，他曾是陈诚任省主席时的财政厅长，但不走陈诚路线，只知效忠领袖所致。
内阁制？总统制？
蒋介石去世，蒋经国即以侍奉总裁无状为由，向国民党中常会请辞行政院长，全体中常委一致予以慰留，并给丧假一个月。4月28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召开临时会议，决议保留总裁一章以纪念蒋介石，另设主席为国民党最高领导者，严家淦随即提名蒋经国出任斯职，全体中央委员一致通过，蒋经国以国民党主席、行政院长身分，成为中华民国的最高权力核心。
严家淦任总统后，极少在公共场合露脸，而蒋经国则上山下海接触民众，总统属下的国家安全会议也极少召开，一切政事、人事皆由行政院长决定，严任内未曾主持过军事会议，也从未主动调动高级军事将领。当时国家大权操诸行政院长之手，因此许多宪法学者，理所当然的主张中华民国为内阁制，总统只是虚位元首（蒋介石时代这些人则不曾如是主张）。
严家淦任期将届满（1978年）时，由于预期严可能连任，内阁制的主张更是响彻云霄。然而严家淦坚决表示不再连任，并极力主张由蒋经国继任，党国大老谷正纲、张宝树、陈立夫等纷纷劝进。1978年1月7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严家淦提案，提名蒋经国为第六任总统候选人，蒋经国以「服从党命」接受，随即提名谢东闵为副总统候选人。谢氏毕业于广东中山大学，后留在大陆服务，1945年3月，国民党六全大会时，唯一台湾籍代表。1978年3月21日，蒋经国在国民大会获得98.34%的支持当选总统，谢东闵则成为第一位台籍副总统。当初主张内阁制的学者，除少数坚持外，错愕之余赶紧改口总统制或五权宪法制。
肆、十大建设与七○年代的石化工业
经济危机
台湾的经济，经过了1950年代的休养生息，乃从战后混乱的状态逐渐恢复，到了1960年代中期之后，则以外人投资及加工轻工业为主要的支柱，开始进入所谓的「起飞」，外贸快速扩张，经济高度成长。但1972年所谓的蒋经国时代开始后，由于国际经济衰退，台湾经济面临空前的危机，经济平均成长率从1953－1964的7.45%；1956－1973的10.3%；到1974－1977的5.6%；1972年底至1974年2月，消费者价格上升66.5﹪。另一方面，随着经济成长与工业发展，加上政府一贯重工轻农政策，结果产业结构也起了根本的变化，农业开始衰退。
蒋院长上台翌年（1973）的后半年起，台湾陷于空前的经济危机，产业资源及资金均告短缺，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出口大幅衰退，许多行业歇业停工甚至倒闭。面对诡谲的局势变化，蒋经国在政治上以「革新保台」为诉求，雷厉风行的整顿吏治；经济上则以「十大建设计划」为轴心，以应付外交孤立与岛内逐渐兴起的民主浪潮，也企图缓和世界性能源危机所带来的经济冲击。
十大建设
所谓「十大建设计划」，是1973年11月12日召开的国民党第十届四中全会发表的，最初打算投下63亿美元，并于1978年底前完成所有的计划。十大建设的内容包括：1.金山核能发电厂2.桃园国际机场3.西部铁路干线电气化4.台中港5.南北高速公路6.高雄造船厂7.高雄钢铁厂8.石油化工厂9.苏澳港10.北回铁路。
蒋经国为了应付经济的衰退，并使十大建设顺利推展，1974年1月26日公布了「稳定当前经济计划措施」,其重点在于平抑由于工业原料短缺、石油价格上涨及通货膨胀政策所引起的物价上涨。但到了1974年下半年物价更为上涨，厂商倒闭频繁，失业状况更趋恶化，以致市场购买力急转直下，不景气益形严重。为了挽救严重的经济危机，11月15日，又发表了新的财经措施，包括放宽银根、减轻赋税、鼓励利用岛内资源及放宽五层楼的建筑禁令等，来配合十大建设的推动。1976年开始，又推行「新经济建设六年计划」，以重化学工业建设为主要目标，也是为了配合十大建设。1977年9月22日，又拟定「十二项建设计划」，预定投资55亿美元，在十大建设完成后，继续整顿交通网。
十大建设原计划投入63亿美元，1978年全部完工，但因通货膨胀，实际支出超过百亿，完工日期一延再延，成果亦成败参半。高雄造船厂原预定年造船能力150万吨、修船能力250万吨，后由于油轮滞销，大部分私人投资退出，被迫改为公营，成为财政上的负担；台中港与苏澳港的功能，其效果亦不彰显。当然，如国际机场、高速公路、铁路电气化等建设，对台湾的经济发展，则有明显的帮助。蒋经国在推动十项经济建设时，也曾遭遇反对的声音，但他本着「今天不做明天就后悔」的信念积极推行，以今日的观点来看，大致上尚属正确，但效率方面则不无瑕疵。
石化工业的建立
在经济发展方面，1970年代是战后台湾经济发展过程中，第一个官方有计划的重工业建设期，同时也是国民党资本向生产事业扩张的时期。由于公害的问题，先进国家将高污染的石化业转移至开发中国家，而蒋经国受苏联式重工业计划的影响，并且亟欲为自己竖立政绩，遂开始有计划的发展重工业。1971年6月28日，经合会副主委费骅（主委蒋经国）提出七○年代的发展策略为重化学工业化─开发重工业及加强与重工业发展有关之基本设施的投资。此一策略宣示台湾将从民生用品的轻工业出口，转向资本密集与技术密集的重化学工业，建立自立的经济体系。
纺织与塑料加工制品在1960年代的大量出口，造成台湾对石化中间原料的需求急速扩大，并大量对日本进口，此中日贸易逆差的主因之一。1968年，中油第一座轻油裂解厂完工，年产乙烯54,000公吨，但仍不敷岛内需求，加上1970年代初期，美、日等主要工业国家普遍停止石化厂的扩建，石化中间原料的进口亦转趋困难。为了解决此一问题，建立自给的石化工业成为十大建设的重要项目，除了原筹建中的二轻纳入建设项目外，并着手建立三轻及四轻。然而要将乙烯等基本原料制造成中间原料时，所需资金十分庞大，因此中油在筹建轻油裂解厂时，即先组织中游产业，主动寻求合作投资对象，请厂商认购中间原料，石化中间原料厂，随二、三轻的完工而设立，完成上中下游一贯生产体系。
党资的介入
按当时的规定，石化工业公司的成立，必须有一定官股的比例，其它则开放民营，因此1971年国民党成立的第一家控股公司─中央投资公司，遂以民营企业的身分，参予设立石化中游工厂。1973年2月，二轻动工，同年第一家有党资参予的石化中游工厂─中国合成橡胶公司成立，党营中华开发信托公司持股4.83%，合作投资者有行政院开发基金、台湾水泥、中国信托等，中橡由中油提供塔底油，生产碳烟，在市场上属于独占。
1975年9月，二轻完工量产，第一家由中央投资公司直接投资的东联化学公司成立，中投持股24.9%，合作投资者为中油、行政院开发基金、远东纺织、美商永备公司（UCC），董事长由远纺徐有庠担任，东联生产乙二醇（EG），与中国人纤公司寡占国内乙二醇市场。1976年，中投又出资25%，与中油及美商亚美和（AMOCO）合资成立中美和化学公司，生产纯对苯二甲（PTA）。同年，中华开发信托与联华实业、行政院开发基金、百代实业、交通银行等合作投资联成石油化学公司。
1978年三轻完工，但仍不能满足下游工业的需求，第二年，在王永庆向中油保证将来基本原料生产数量超过中游业界实际提货量时，台塑负责全数取用，并提供巨额的保证金之下，中油同意兴建四轻。为此，1979年4月中央投资公司与台塑集团合作，设立永嘉化学公司，生产聚丙烯（PP），由王永庆担任总经理，中投与台塑各持股49%，其余由中油投资，经营权委由台塑负责。此外，由于独家生产苯乙烯单体（SM）的大德昌（张伯英所有）价格居高不下，中投在1979年开始联合SM的主要客户，台达化学公司、奇美实业及台湾橡胶公司等投资，1980年，台湾苯乙烯公司正式成立，中投持股比例达30%。
随着七○年代石化工业的产业体系整合，国民党的资本大量扩张到石化业的中游，1980年代以后，石化中游产业成为政府经济政策的保护对象，有时甚至牺牲中油的利益来贴补中游的石化厂，因而造成石化业独肥中游业者的橄榄形利益分配模式，党资的中游石化厂成为党库主要收入来源。
同行不同命
在台湾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中小企业的贡献并不亚于大型企业，然而政府所给予的关注，却有明显的差异。综观七○年代，国民党利用党资结合民间的大企业，吸纳1950年代兴起，1960年代壮大的财团企业，如水泥业的辜振甫、信托业的辜濂松、纺织业的徐有庠，以及塑料业的王永庆、赵廷箴（台达化学公司）等都是国民党的投资伙伴，藉由资本的连结，国民党在台湾的政商网络，从七○年代开始，伴随着十大建设而逐渐形成。
另外，七○年代台湾经济的两个主轴：1.以工业制品的出口为导向；2.重化学工业岛内生产取代进口，前者外销的使命由中小企业承担，后者石化业的厚利则由党营事业及大财团垄断，换言之，对外贸易的风险归中小企业，稳赚的生意由垄断资本包办，也算是台湾经济发展的一个特色。这也就是何以在政治倾向上，中小企业对党外运动较为支持，大企业则向国民党靠拢的原因所在。
伍、经济的自由化与八○年代的发展
一般认为台湾六○年代经济起飞是自由化的结果，然就实际而言，1960年代台湾的自由化政策，其实只有外贸的自由化，国内的市场仍是由大财团或公营企业、党营企业，在政府的保护下，而成为垄断的局面，真正的市场自由化，是一直到1980年代，在国际（特别是美国）的压力下进行。
美国经贸政策的转变
1980年代初，以佛里曼（M.Freidman）教授为中心的芝加哥学派所主张的货币主义（monetarism）和市场竞争主义的势力大为增加。货币学派的观点根源于自由主义，认为唯有透过市场机构自由化才能最有效的活动，像凯因斯理论主张政府酌情干涉，反而使经济活动变的没有效率。
1981年，里根就任美国总统后不久，即迅速制定了以货币理论与供给经济学（supply-side economics）为基本观点的「经济复兴计划」。主要内容包括税制改革、削减政府财政支出、放松管制及金融紧缩等四大项目。结果，从1980年代初期开始，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IMF）同样揭橥「放松管制」政策，对于陷入债务累积危机的拉丁美洲国家、开发中国家，乃以政府撤除经济介入及建立效率市场，作为其经济复兴与工业开发的融资条件。
里根政府从供给面出发的经济政策，在执行了4年后，产生了正反两种结果，正面是通货膨胀被控制住，从1980年的13.5%降至1983年的3.2%；1984年GNP成长率是6.8%，创下1951年以来最高成长率，成功的实现了无通货膨胀的经济成长，结果使里根顺利连任。然而却也同样的产生负面效果，首先是财政赤字扩大，里根的财政支出削减计划，在民主党议员的牵制下，并未顺利进行，反而因加强军备而扩大了国防支出，例如1983年提出总预算达260亿美元的战略防卫构想，再加上大规模的减税措施，联邦财政赤字从1981年的613亿到1983年的1,760亿。此外，因物价稳定美元实质利率明显上升，海外资金流向美国，加上里根不断对外展示美国霸权的高度威信，使得1985年以前，美元不断升值，进一步造成美国出口停滞，进口遽增，国际经常收支的赤字大幅扩大，于是构成两大赤字问题。
要改善财政赤字可以从开源或节流着手，开源即加税，此法对选票有重大影响，在节流上，共和党控制的白宫不愿裁减军费；民主党控制的国会也不愿削减社会福利预算，节流一途也告不通。于是里根政府转而要求贸易对手国开放市场，多进口美国货以平衡贸易逆差，于是积极对外推动贸易自由化。首当其冲的就是对美国有巨额贸易顺差的日本及东亚新兴工业国家，1980年代台湾以大幅度降低进口关税为中心的自由化措施，便是在美国强大的贸易报复压力下推动的。
经济自由化的推动
1984年6月，新上任的行政院长俞国华在立法院第一次施政报告，提出「自由化、国际化、制度化」的经济发展方针，报告中指出：现阶段经济建设的重点在调整经济结构与加速工业升级，为此，政府将尊重市场机能，不做不必要的干预，并力求减少与国际经济交流的障碍，促使经济走向自由化与国际化。
接着行政院于1985年5月7日，成立为期6个月的「行政院经济革新委员会」，由产官学界27人组成，经建会主委赵耀东、中华经济研究院长蒋硕杰、工商协进会理事长辜振甫担任总召集人，下设财税、金融、产业、贸易、经济行政五组。1985年11月6日，经革会提出56项建议案，其中54项报请行政院核定后，送各有关单位执行；其余2案则函请相关机关参考，足见经革会的意见甚为政府所重视。相对的，未被经革会列入主要议题的农业，成为这一波经济自由化政策的牺牲品。
1985年9月，美、日、西德、英、法五国财政部长与央行总裁会议在纽约召开，会中达成协议，决定美元贬值而日円大幅度升值。1985年9月，240日円兑一美元，到1988年则是120日円兑一美元，1986年新台币对美元也开始升值，从1985年的1：40到1987年的1：28。台币升值原本不利对美出口，但相对于日円，台币升幅较小，因此出口反占优势，1984年对美贸易顺差98亿美元；1985年100亿；1986年136亿；1987年160亿，外汇存底也大幅增加。
1986年5月，美国众议院通过「综合贸易法案」，加强对所谓不公正贸易国的报复，要求台湾逐年减少10%的对美贸易顺差。于是从八○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动辄以三○一法案，要求台湾推动贸易自由化。1986年12月，台湾同意开放美国烟酒自由进口，美国才对台湾取消实施三○一法案；1987年1月通过六大财经重要变革，大幅降低进口关税；4月在华盛顿举行的中美综合贸易谘商谈判，台湾同意62项农工产品，平均减税50%。
另一方面，由于低投资率加上庞大的外汇存底，使得国内游资充斥，也引发了金融自由化的一连串措施。1985年11月，政府宣布废除「利率管理条例」；1987年7月修正外汇管理条例，废止外汇集中管理制度，并将贸易及服务业的外汇限制完全自由化。同时修正银行法，允许民间设立银行，并废止存放款利率限制。1989年2月，美国国务院发表了「1988年各国经济政策及贸易措施报告」，将新台币的国际化列为重点之一，1989年4月，台湾实施外汇管理自由化，7月，行政院成立「公营事业民营化推动小组」，8月，宣布第一批民营化机构名单，其中包括了三商银等八家金融机构。
自由化的后遗症
然而经济自由化也引发了一连串社会分配正义的问题，在自由化过程中被牺牲掉的产业部门如农业，该何去何从，乃成为社会运动的一个主要引爆点。1988年5月20日，因农民请愿而酿成大规模的警民冲突即为一例。更严重的是，在经济自由化与政治民主化的过程中，相互激荡之下，沿生出来的政治金权化，更是今日棘手的问题。
八○年代的经济成长状况
至于经济实际上的发展方面，1980年代的经济成长率，虽然有些不安定，但总算是保持在成长的状态中。1979年的成长率虽然维持8.5%，但1980年为7.1%；1981年为5.8%；1982年为4.1%，连续三年下降。1983年因石油输出国组织降低原油价格及美国市场景气恢复，所以成长率回升至8.7%，1984年则达到11.6%，1985年因美国经济景气衰退而急落至5.65%。由此观之，台湾经济与美国经济具有高度的连动性，换言之，对美国的市场依赖性很大。
1986年及1987年受疲弱美元及强劲日円的影响，成长率各为12.6%与11.9%，但是对美国的贸易出超却形成压力，台币因此大幅升值，而且引起工资上涨、劳动力不足等问题，1988年7.8%、1989年7.3%、1990年5%的成长率逐步下降。1980年代的每年平均成长率虽然维持8.3%，1988年以后成长率的低落倾向，成为其后台湾经济低迷的预兆。
高科技产业的出现
1980年代的经济特征，是把重点放在高科技产业的培养，1980年12月，为长期培养高科技产业而设的「新竹科学工业区」开始作业。虽然长久以来，促进以加工出口为主的经济及产业政策尚无转变的迹象，但因考虑维持经济成长、工资上涨、连续两次的石油危机、劳动力不足、环境污染等问题，在「生产效果大、潜在市场大、技术密集、附加价值高、用能省、污染少」的原则下，选定计算机、电子零件、计算机软体等信息处理产业，精密机械、农业机械、汽车零件、电气器具等机械产业，作为战略产业，加以政策性的奖励。
回顾台湾经济工业化的发展过程，经过1950年代的替代输入工业、1960年代的输出导向工业、1970年代的重工业、1980年代的培养高科技产业，确实有相当的成就。1990年代则进入高科技产业轨道，经济发展目标，是要确保能与科技先进国家相比美的竞争力。自1991年7月起，开始实施总金额3,000亿美元规模的「六年国家建设计划」，目的在于1.提升国民所得。2.强化产业基础。3.各区域均衡发展。4.提高国民生活质量。台湾已经在1970年代后半，成为亚洲新兴工业经济区域的指针，并期待能加入经济先进国的行列。
陆、本土化、民主化政策的推展
本土化、民主化的源起
国民政府迁台以来，威权统治一直笼罩在人民身上，而台湾人在政治上，更是一直处于从属的地位，这种情形当然会在岛内累积不满的情绪。蒋经国于1970年访美期间，曾遭台籍人士郑自才、黄文雄刺杀未遂，此次冲击或许是促其极力思考解决族群问题，以做为安定统治的基础。为应付美政府一再强调的民主政治及卡特的人权外交；再者也为了应付元老派的残存势力，民主化、本土化似乎是必须要走的路线。更重要的是，七○年代前期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对外面临存亡的危机，也就是「正统性─中华民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危机，蒋经国已体认到自己的政府不可能重返大陆，唯一的希望只能放在台湾，设法让台湾人接受这个政府。
另外，台湾内部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包括：1.台湾经济起飞后，农村反而萧条，城市大众生活亦未见明显的改善，低米价、低工资的政策，均激起农民与工人的不满。2.随着经济发展，中产阶级出身的知识青年，政治意识越来越高。3.中小企业主为了发展事业，开始关心民主政治的实现。基于上述的原因，在所谓的「民主选举」中，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敢以支持党外的方式，来向国民党挑战。
启用台湾人
蒋经国组阁之后，开始高喊「启用台籍人士，提拔青年才俊。」在中央政府启用徐庆钟、林金生、高玉树、连震东、李连春、李登辉，在党内有中央党部秘书处主任陈水逢、社工会主任邱创焕，地方首长有台湾省主席谢东闵，台北市长张丰绪、基隆市长陈正雄、桃园县长吴伯雄、花莲县长黄镜峰等。
1975年，蒋经国就任国民党主席，随着内外危机更加紧迫，人事的笼络政策也更加积极起来，被启用的台湾人也越多。国民党中常委由20人增为22人，其中台湾人由3人增为5人；中央委员由98人增为128人，台湾人由7人变成23人。中央政府有行政院副院长徐庆钟、内政部长张丰绪、交通部长林金生、政务委员李登辉、高玉树、邱创焕、司法院长戴炎辉、监察院副院长周百炼、台湾省主席谢东闵。地方首长有台北市长林洋港、基隆市长陈正雄、桃园县长翁钤、高雄市长王玉云。
在中央及地方被启用的台湾人不在少数，其中受到蒋经国特别垂青的有谢东闵、邱创焕、张丰绪（前屏东县长张山钟之子）、李登辉、林洋港、蔡鸿文（台湾省议会议长）、连战（连震东之子）、施启扬、吴伯雄（前桃园县长吴鸿麟之子）、黄镜峰（省粮食局长）、王玉云、张建邦（淡江文理学院院长）、陈守山（陆军中将，政战学校校长，后晋升台湾人第一位上将）、郭婉容（立法院长倪文亚之妻）、林钰祥（省议会秘书长林清辉之子）。
蒋经国启用台湾人，为的是让台籍人士，进入体制内发展，减少体制外从事反抗政府的威胁。李焕是「本土化政策」的主要执行者，1973年至1977年身兼国民党组工会主任、革命实践研究院主任、救国团主任三大要职。组工会负责国民党的人事、组训与候选人提名；救国团负责全国各高中、大专学生的校内军训与课外活动；革命实践研究院则负责海内外国民党中上级干部的在职训练。如此，国民党的青年才俊都成了李焕的门生。李焕在革命实践研究院所培训的「国建班」门生如徐立德、许水德、吴伯雄、施启扬等后来皆跃升为台湾政界的明星。
李焕大量征选并训练台籍干部，台湾人除得以进入中央政界外，在党中的地位也有所提升，1976年国民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台籍中常委9人，占总数的三分之一。然而外省籍人士一直掌握国防、外交、经济、财政等重要部会，相较之下，台湾人所出掌的部会分量尚轻，只有执行权，没有决策权。不过，虽说安抚性质超过重用程度，但与蒋介石时代相较，也算是一种改善。此一本土化的政策，在1977年的中坜事件（见第七单元），投入了一个变量。
本土化的困境
中坜事件的主角许信良，1943年出生于中坜，毕业于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1967年拿国民党的中山学术奖学金（由李焕掌管），前往英国爱丁堡留学，1969年辍学回国，进入国民党工作，后调组织工作会，在李焕辖下担任干事。1972年9月，许信良因李焕的赏识，而得以被提名人为第5届省议员候选人，并以最高票当选。此后，他成为省议会中批评朝政的国民党头痛人物，虽一度面临省党部的党纪处分，终于在李焕袒护下申诫了事。1977年，台湾举行五项地方公职选举，国民党向来限制台籍人士染指中央政界，台籍知识分子就以地方公职为打拼对象，许信良力谋参选桃园县长，但因以往考核不佳，未获国民党提名而违纪参选，10月中旬被国民党开除党籍，而变成「党外」的一员，并且在选举时发生中坜事件。
中坜事件对国民党的统治，虽未造成太大的冲击，但却也为党内的派系斗争，带来轩然大波。许信良是李焕极力提拔的台籍青年之一，然而李焕刻意栽培的许信良，不但退出国民党，而且奇招百出大肆揭露国民党的黑暗面，最后还以中坜事件收场。久被国民党内的保守势力视为眼中钉的李焕，这时只好引咎下台，一举被免去组工会主任、救国团主任、革命实践研究院主任三大要职。
若仔细研究国民党内的生态，中坜事件造成李焕去职，其实不过是导火线罢了。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自大陆时期即已相当激烈，迁台后未见稍歇，各派系为争权夺利，最初有陈诚派与太子派，陈诚死后又有元老派、宫廷派、皇后派、太子派多方的冲突，直到蒋介石死后，元老派、宫廷派、皇后派才失去倚靠，蒋经国独霸台湾政权，然而他手下两员大将王升与李焕，又形成派系之争。李焕负责执行本土化政策，在1970年代中期以后，已培植一批党内新兴的台籍政客集团，他们争取政治参与管道的开放，以及政府官员的本土化，对外省籍第二代的权力分配造成严重为威胁。
自从1974年以来，海外即流行一种将国民党画分为二的看法，李焕被视为「开明派」即所谓「台湾生根派」的代表；「保守派」即「反攻大陆派」，以当时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主任王升为首。前者提拔台湾省籍青年才俊，后者所管辖的军队和特务系统则是保障外省籍人士，这两个系统互相对立、彼此抗衡，双方难以结合，而必须各自倚靠其权利来源的蒋经国做最后的仲裁，此即蒋之「权力平衡」原则。
海外一些希望台湾迈向民主自由的评论家，逐渐形成「拥李倒王」运动，而间接为李焕制造了不少政敌，及至中坜事件发生，对本土化政策深感不满的人士，遂藉此良机群起而攻李焕，蒋经国也在此时撤换权臣，展现其难测的天威，李焕下台后王升的声势立即壮大。
1977年的选举，同时暴露出国民党的另一个困境，此次选举以党外名义参选者众多，且大有斩获。县市长部分有桃园县许信良、台中市曾文坡、台南市苏南成、高雄县黄友仁，省议员部分77席中取得21席，台北市议员51席亦有8席，146席县市议员，21席乡镇市长，可谓空前未有的佳绩。当时国民党所推出的候选人，多半是经过组工会主任李焕选择、由救国团系统所培养出来的「青年才俊」，李焕企图藉此削弱地方公职选举与地方派系的依存关系，但此一策略引起地方派系的反弹，继而杯葛党籍候选人，间接促成党外的获胜，拉拢地方派系与拔擢青年才俊，原本都是国民党必要的统治策略，但此时两者之间已开始产生冲突。
持续的本土化
然而本土化政策，是蒋经国既定的大政方针，并不因中坜事件及李焕下台而改变。1978年1月，蒋经国提名谢东闵搭档竞选正副总统，就职后由孙运璇组阁，副院长徐庆钟以下，有6位台籍阁员（内政部长邱创焕、交通部长林金生、政务委员高玉树、陈奇禄、张丰绪），比1972年蒋经国内阁（副院长徐庆钟、交通部长高玉树、内政部长林金生）多出一倍。此外台湾省主席林洋港，台北市长李登辉也是台籍人士，中坜事件可以说是加速本土化的政策。
国民党启用台湾人收揽人心，蒋经国并非创始人，迁台初期，为了稳定混乱的政局及平抑飞涨的物价，也曾延揽若干台湾知名的人士参政，如连震东进入国民党改造委员会。早在迁台之前，蒋介石就曾电省主席陈诚，要他多延用素质高的台人参加政府，特别要培植台湾青年，以化解因二二八所造成的民怨。但实际上是口惠而实不至，直到1962年11月的国民党第八届四中全会，才有两名台籍人士进入中央委员会，可见在国民党的结构中，对台湾人的限制相当严格。
蒋经国虽积极推行本土化，但是在具体的做法上，始终坚持以「大陆人为主，台湾人为辅」的原则，对台湾人开放地方政权，中央政权则只开放次要的部门，主要部门仍严加控制，这种状况直到1986年以后才稍有改善。蒋经国本土化的做法，其实也带有被迫的因素存在，诚如其子蒋孝武所言：「基本上讲，我觉得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省籍的考虑，我相信有必然性」。李登辉的本土化政策则与蒋经国存有明显的差异，李登辉的原则是以「台湾人为主，大陆人为辅」，此一原则才使本土化政策有突破性的进展。
加速民主改革
蒋经国晚年是多事之秋，接连发生1984年的江南案（见第七单元）、1985年的十信案（见第五单元），而政府高官涉入颇深，导致外有美国的严词批判，内则引发全台挤兑和跳票风潮，民众对政府信心极度动摇。1985年8月29日蒋经国在荣总手术因糖尿病而引发的白内障，健康情形明显恶化。凡此，都足以造成国民党统治权的动荡，身为最高领导的蒋经国，自然必须谋求弥补之道。
1985年12月25日，蒋经国在行宪纪念日庆祝大会公开宣示其家人「不能也不会」竞选下一任总统；国民党「不能也不会」实施军政府的统治方式。翌年（1986）2月18日，蒋孝武外放新加坡以示不传子的决心；3月29日召开的国民党第十二届三中全会，将军系的中常委减到四人，实际掌握兵权的国防部长宋长志、参谋总长郝柏村在中常委的排名，从14、15降至17、18，宣示没有军政府出现的可能性。
4月9日，蒋经国指定中常委严家淦、谢东闵、李登辉、谷正纲、黄少谷、俞国华、倪文亚、袁守谦、沈昌焕、李焕、邱创焕、吴伯雄12人组成「革新小组」，筹划三中全会的中心议案，要求他们先选择最重要的来做，而且要快，不要拖。4月18日，蒋经国又入院装设心律调整器，时日无多殆无疑义，乃更迫切的要求加强改革。
另一方面，5月7日蒋经国邀请陶百川出面与康宁祥等「党外公共政策研究会」人士沟通，这是国民党承认党外势力组织化的开始，而不再一味的镇压。国民党对党外态度的改变，除了蒋经国个人的政治判断外，客观情势的变化也很重要，盖此时党外气候已成，有一定的选票支持，并非单靠镇压可以奏效。与此同时，许信良、谢聪敏、蔡同荣等人，于1986年5月1日在纽约创立「台湾民主党结成委员会」，预备组党。5月20日，美国参议员肯尼迪、众议员索拉兹等人，组成「台湾民主化促进同盟会」，以示对反对势力的支持，并对国民党施加压力。再加上因为江南案之故，蒋经国极力压抑情治系统，也不容许该系统藉镇压异议分子而再度坐大。各种因素交互作用之下，台湾民主化的可能性大为增加。
1986年6月12日，蒋经国指示革新小组研议1.结束戒严问题。2.解除党禁问题。3.中央民意机关调整问题。4.地方自治问题。9月28日，民主进步党在台北圆山饭店成立，蒋经国警告各单位，未奉命令不得轻举妄动。当年国庆节，蒋经国表示将不惜个人的生死荣辱，对历史、对国家、对10亿同胞、对全球华侨都有一个交代。从上述的举动，明显的可以看出，蒋经国确实有心在有生之年，对台湾的政治做一番大调整。
告别戒严的年代
1986年10月15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革新小组所提两项革新议案：1.解除戒严令，另行制定「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法」。2.取消党禁，修正「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法」和「选举罢免法」。议案通过后，蒋经国表示：「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因应这些变迁，执政党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做法，在民主宪政体制的基础上，推动革新措施，唯有如此，才能与时代潮流相结合，才能永远与民众在一起。」
1987年2月5日，行政院长俞国华指示新闻局，重新研究报纸的登记与解除张数限制的问题，长久以来的报禁也准备解除。5月30日，国防部宣布释放黄信介、张俊宏、黄华、颜明圣、周文龙、余素贞等6人，除施明德因判无期徒刑外，美丽岛事件的政治犯全数出狱。7月14日，台湾澎湖地区长达39年的戒严解除，集会、结社、组织政党，的基本权力解冻；翌年元旦，报禁解除。
海峡两岸的互动
除了民主化之外，大陆政策也有改变。迁台以来，台湾方面一直高喊「反攻大陆」；中共方面也强调一定要「解放台湾」，蒋经国仅遵父旨，亦高唱反攻复国，两个口号一喊就是几十年，期间曾隔海炮战、空战、宣传战。1979年，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出和平统一的主张，提议举行国共谈判来解决两岸对峙状态。1981年9月，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提出「叶九条」，主张统一之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等。1982年1月，邓小平将叶九条概括为「一国两制」，作为解决两岸问题的方案。
大陆对台政策的改变，其因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推行「四个现代化」，要达到预定的目标，就必须有一个安定的环境，也就必须将对台武力政策改为和平解决。另外，台湾在经济起飞后，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中共的「解放」台湾，变得师出无名。在人大＜告台湾同胞书＞出现后，蒋经国回应以「不妥协、不接触、不谈判」的三不政策。面对中共的和平攻势，蒋经国指示行政院长孙运璇发表声明，中国统一必须以台湾发展的自由富足的生活方式为基础，接着台湾方面也放弃反攻大陆的政策，开始主张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为号召。
蒋经国虽主张三不政策，然局势的转变，却难以坚持至终。1986年5月3日，华航驾驶王锡爵将一架波音747货机飞到广州，副驾驶董光兴、机械师邱明志表示愿回台湾。此一事件迫使蒋经国开始全盘检讨大陆政策，5月12日，决定由华航香港分公司与中国民航谈判人机交还事宜，「三不政策」开始松动。
由于两岸隔绝40年，来台的大陆人思乡心切，蒋经国不能不加考虑。1987年8月10日，新闻局长邵玉铭宣布，开放大陆出版品进口，并有限度开放介绍大陆风光文物的录像带。9月16日，蒋经国主持的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并指定李登辉、俞国华、倪文亚、吴伯雄、何宜武组成项目小组，研拟具体原则，11月12日，台湾方面宣布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
至此，蒋经国晚年的政治改革大致形成，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去世，由副总统李登辉继任大统。蒋经国未完成的改革，如中央民意机构调整问题，进一步开放大陆政策等工作，留待李登辉完成。事实上，某些改革也非要李登辉才能完成，例如中央民代表的问题，这些几十年来支持蒋氏政权的「法统」，早已成为蒋经国的包袱。
经国先生
民进党曾于1995年6月就蒋介石、蒋经国、李登辉三人，何者对台湾贡献最大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蒋经国比率最高。此时正是李登辉访美成功，声望正隆之际，但不分政党、省籍、国家认同（自认台湾人或中国人）等区别的情况下，蒋经国依然获得最多肯定。民进党的解读是近年来政治自由化及外来政权本土化尚未深入人心的关系。但如果将蒋经国的统治时期做一个整体的回顾，并且将1950年代「特务头子」的印象加以忘却，可以发现蒋经国晚年没有安排蒋家人继承权力，及本土化的方向，与日后民主化、本土化成为潮流的今天来看，或许正是他获得肯定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