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效祖国 

      1948年，在哥哥考取公费留美前夕，他的一位进步同学和密友劝他不要去，留下来迎接解放。哥哥认为，国民党的垮台是注定的，新中国成立后，国家肯定最需要科学技术，自己应该出去学好本领，回来报效祖国。 

      在杨振宁的介绍下，哥哥去了美国普渡大学。哥哥就靠1924年父亲在美国存的2000多美元生活，吃饭都不够，得到学校实验室打工挣钱。直到第二年他得到了奖学金，才解决了生活问题。 

      哥哥在普渡大学刻苦攻读，3年课程两年完成，顺利通过了博士学位考试，时年26岁，被美国人称为BABYDOCTER───娃娃博士。 

      哥哥的英国导师对他说，我介绍你去英国剑桥大学学习，几年后你将会站在物理界的前沿。但是，担任旅美同学会总干事的哥哥一心想报效祖国，他不仅在1950年第一批回国，而且说服了光学物理学家王大珩（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低温物理学家洪朝生（后参加“两弹一星”研制）一同回国。 
      哥哥回国后，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中央作出研制原子弹的决策。当时哥哥只有32岁，却已开始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中担当重任。 

      他带领20多名优秀毕业生向前苏联专家学习。白天挑砖抬沙建基地，晚上挑灯研读和翻译苏联专家的着作。苏联专家撤走后，哥哥被指定为研制原子弹的负责人，他提出了突破原子武器的3个重大课题，组织技术力量攻关，用每秒钟仅能运算 几十次的手摇计算机，花大半年时间，算出了用数字模型描绘原子弹爆炸这一物理现象的数据。 

      后来我从许多报道中了解到，无论研制原子弹还是氢弹，无论是理论设计、加工组装还是爆炸实验，哥哥都亲临现场指挥。有了故障，他不顾危险，亲自排除。他隐姓埋名，“失踪”多年，连我嫂子也不知道他对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所做的巨大贡献。原国防科工委主任张爱萍在诗中赞他道：“君视名利如粪土，许身国威壮河山。” 
      在前苏联撤走专家时，国际舆论认为，中国恐怕20年也搞不成原子弹，可是哥哥和他主持的核武器研究所，以非凡的杰出的工作，不仅在几年后就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而且从第一颗原子弹到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只用了两年半时间，这在全世界是最短的。 
赤子亮节 

      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的极左路线和后来的“文革”，给中国广大知识分子带来巨大灾难，如果没有周总理的保护，很难想象“两弹一星”能够发射成功。1959年，我被批评“右倾”。哥哥写来一封长信，信中说：“治理这么大个国家，我们党没有经验，尽管上层出一点错都会给我们个人带来很大影响，但我们一定还是要体谅党；我们党是廉洁的，有希望，局面会改变，错误也会纠正。他还说，你到党校教文化课，给工农干部增加点文化知识，还是有意义的。我们一家对名利看得很淡，只要能为社会做点事就好。 ”我看完信后流下了眼泪。此后我一直以平常心做人做事，“文化大革命”中也没有因为被错批就去出气闹事。 

      哥哥不仅有很高的学术水平，还具有中国知识分子纯洁高尚的品格。这次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科学家于敏，曾和哥哥一起工作。哥哥对他的才智非常赞赏，大力推荐他参加核武器研究。工作中，只让于敏拿出研究报告，不让他去现场，以免被射线伤害，很好地保护了他。 

      哥哥爱好很多，喜欢莫扎特的抒情而宁静的交响曲，喜欢打桥牌、下围棋，对京剧十分熟悉。一次他带我去看杜近芳演的《谢瑶环》，票卖完了，他就在剧院门口打听买高价票。我说，你后面还跟着警卫员，这样多失身份。哥哥却不以为然。看完戏后也不坐公家小车回家，又去挤公共汽车。 

      哥哥比我大6岁，对我是竭尽兄长爱心。我上高二时，和哥哥一起住在北大红楼他 的宿舍里，我不喜欢外语，哥哥就既耐心又严厉地教我，背不出单词就用筷子打手心。我现在能读英文报纸，与当年哥哥的管教很有关系。我在湖北襄樊成家后，家里孩子多，哥哥经常周济我们。叁女儿出生后，襄樊买不到奶粉，哥哥每月寄两磅奶粉来，直到孩子断奶。他说，不要给组织增添麻烦，有困难你就找我。

      1988年，哥哥以62岁年龄过早地去世了。他为国家所作的贡献，我们一直都不知道，只是在他去世前一年，我到医院去看望他，才从一位护士的口中知道了他是搞原子弹的。 

      美国的海墨只搞了原子弹，泰勒只搞了氢弹，而哥哥搞完原子弹又搞了氢弹，既搞理论又亲临现场，身体受到极大伤害。他的《规范场论》已经写了一半，却再也没有机会写了；他的《自由电子激光》一书也没有写完，后来于敏写了。哥哥留给后人的，是使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的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的成功爆炸，以及他为科学、为民族献身的崇高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