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璞（著名作家）：“我最后一次见到卞先生，大约是1988年或1989年春天，我的小说《南渡记》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了一次座谈会。卞先生在会上作长篇发言。

　　他的江苏口音很重，说话许多人都听不懂。卞先生是我真正的老师，我在南开大学英文系念一年级的时候，他给我改作文。我很喜欢卞先生的诗，他还送过我一本《十年诗草》，可惜在‘文革’中丢失了。我一直想要他亲笔书写的《断章》那首诗，可是一年一年拖下来，现在再也不可能了。我觉得非常难过，我已经写好了一篇长文《我的老师卞之琳》，本来准备下周去给卞先生祝寿。”

　　吕同六（著名翻译家）：“我最后一次见到卞先生，是1992年，社科院邀请台湾诗人余光中到北京访问，请卞先生作陪。他们都是诗人，余光中也一向仰慕卞先生这位前辈。我记得那天卞先生兴致很好，说了许多话。在前门吃过饭，我送他回干面胡同的家，觉得他腿很软，脚像踩着棉花，我搀着他，几乎是抱着他上了楼。

　　这让我感触特别深，卞先生虽然头脑清楚，但身体明显地衰老了。从那以后，他深居简出，我们再也没见过面。”

　　卞之琳先生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小友：“我最后一次见到卞先生是去年，到他家里去探望。卞先生穿得干净利索，还吃着土豆片。我说‘卞先生今天真漂亮’，他就笑。我觉得卞先生晚年心境基本上是平和的，时时回忆起他的同代人。听说入冬以来，卞先生的身体一直不太好，但也无大碍。他走得太突然了，我觉得心里很乱。”

　　来源：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