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和孩子长年在一起的人，她的心灵永远活泼像清泉，一个热情培育小苗的人，她会欣赏它生长风烟；这是著名作家臧克家为小学特级教师斯霞所作的诗。斯霞老师一辈子耕耘在小学语文课堂上，她虽年老而童心益盛，育人而母爱尤深，被誉为“小学讲台上的梅兰芳”。

　　斯霞：小学特级老师，全国劳动模范，教育部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委员，第5届“樟树奖”获得者

    1994年：访著名儿童教育家斯霞

　　1922年，浙江省诸暨一个名叫斯宅的山区山洪爆发，空前的大水冲毁了良田和房屋。当时乡里面最漂亮的二层楼房，乡亲们称为“洋学堂”的“斯民小学”也被毁坏。已经读到小学五年级的小姑娘斯霞，眼看还有一年就要小学毕业了，却被这场洪水中断了学业。

　　为了继续读书，在亲友们的鼓励和资助下，只有13岁的斯霞向堂房姑母借了一张小学毕业文凭，改了名字，冒称自己15岁，到杭州去考女子师范学校。女子师范学校的学制是一年预科，四年本科。1927年斯霞毕业时，已经是一位18岁的少女了。但由于个子长得矮，模样娇小，到绍兴第五中学附属小学去报到的时候，学校还以为她是来读高年级的学生。

　　在旧社会，小学教师的地位是低下的。有一年暑假，斯霞回到家乡，结果就有乡里人说：“好端端的一个姑娘，怎么去当小学教师呢？”这样的叹息让斯霞感到很气愤。

　　斯霞：我就觉得小学教师没什么，我理直气壮。

　　从师范学校毕业后，斯霞起先是在浙江教书。后来，因为与中央大学的毕业生孙士熊结婚，于1931年来到了南京。尽管先后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但斯霞教学生涯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今天这所“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里度过的。

　　黄亦如：去南师附小要面试，我就写了自己的名字，很得意，结果斯老师说“亦”字倒笔顺了。

　　在南师附小，斯霞一直是教一、二年级的语文，同时担任班主任。对于一二年级的孩子来说，语文课的主要任务就是认识汉字，而汉字又是举世公认最难学的一种文字。

　　李蕾：我们那时候学的还是繁体字，但我们不觉得苦，也不觉得累。

　　张殿蓉：比如“攀”字，一说我们就记住了。

　　王党生：用这种方法去举一反三，自己会分析了。

　　肖健龄：“纸”字会打上一点，她说纸是干干净净的，不能随便点的，就记住了。

　　对于低年级的学生怎样学习认字，斯霞后来摸索总结出了一套字不离词，词不离句，随课文识字的教学艺术。

　　斯霞：小学教师的一个特点，小孩喜欢什么，不高兴什么，都要知道。

　　储继芳：她上课很自然，结合了环境来教。那时学校有柳絮飞进来，她就讲“飘飘悠悠”的，教会学生一个词。

　　一直教小学一二年级的斯霞，在1958年接受了一项颇有挑战性的任务。当时的小学学制是六年，江苏省教育厅决定进行改革，将小学六年压缩为五年。斯霞带的班就作为试点。没有教学大纲，没有现成的教材，教材要自己动手编。

　　斯霞：住在学校里，一天到晚就考虑学校的事情。

　　斯霞所说的“住在学校里”，是指她在解放前夕，向学校借了三层楼阁楼的一间八平方米的小屋，在这间小屋里，一住就是三十年，直到1979年才搬出来。

　　肖健龄：学生要排队才能进去。我们都在小屋里午睡过。

　　对斯霞来说，教学以外的困难也是很大的。她是五个孩子的母亲，而丈夫因为长期生肺病，无法操持这个家，生活方面的担子都压在斯霞的身上。

　　斯霞：自己的孩子很小，让她自己上幼儿园，没有功夫管她。

　　斯霞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自己学生的身上。因为没有现成的教材，斯霞备课就格外用心。

　　储继芳：她在洗衣服，看见我就问这个字怎么教。

　　王党生：看见她在做赶羊的动作。

　　丁云霞：备课不仅备书上的内容，还要备学生，了解每一个学生。

　　为了解和掌握每个学生的情况，斯霞十分重视家访。她对学生的了解程度往往让人震惊。

　　吴鸿燕：我爸爸叫了她一声斯老师，她马上说，你是吴鸿燕的爸爸吧。

　　因为心思全部用在了学生的身上，斯霞在家里并不是一个称职的妻子。斯霞接受学制改革试点的时候，她丈夫的肺结核病已经非常严重了，但她没有时间去服侍病人。当医院发出病危通知的时候，学校里到处找不到斯霞，她正在家访的路上。

　　斯霞：我想一个人生病了，交给医院，后来在学生家里找到我。

　　等到斯霞赶到医院时，丈夫已经不能讲话了。

　　1910年出生的斯霞，到五十年代已经是人到中年了。但在学生们的记忆中，斯老师一点也不老。

　　李蕾：和我们跳舞，拔萝卜，头上扎两根辫子。

　　王党生：和我们一起玩老鹰捉小鸡。

　　整天跟孩子们泡在一起的斯霞，似乎有用不完的精力。她甚至会对学生们写字的姿势也做出严格的要求。眼睛与书本的距离是一尺，指尖与笔尖的距离是一寸，胸口与桌沿的距离是一拳。

　　因为斯霞就住在学校里，所以在孩子们的印象中，斯老师一天到晚总在自己的身边。

　　王党生：什么事都去找她，就像自己的妈妈一样，牙松了也去找她。

　　肖健龄：春游下雨，我路远，带到她那里，两件毛衣。

　　董化新：跑到家里，斯老师来了，问有没有换衣服。

　　斯霞：家长把孩子交给你，不能出什么问题。

　　施玉洁：她常跟我们说要爱孩子，爱每一个孩子；爱不漂亮的，学习差的，是要有师德的。

　　在班级里，一个叫刘红的小女孩，引起了斯霞老师的格外关注。

　　刘红：自卑，啃手，啃得血淋淋的，她就问我为什么。

　　自认为既没有天赋，也不勤奋的刘红当时对斯老师是充满怨恨的。

　　刘红：我妈都不管，你管。

　　为了改掉刘红咬手指头的习惯，斯霞费了不少心思。

　　上课的时候，她就握着我的手，后来用手绢包起来。

　　不爱学习的刘红，常常在下课时，被斯老师叫到身边，手把手地教她练字；刘红嗓音好，斯老师就让她朗读课文；偶尔一次作文写得不错，马上在班上得到了表扬。身上的优点多了，刘红就变得自信起来，咬手指头的毛病自然没有了。

　　刘红：到中学时，人家说年纪最小，字写得不错。我到单位应聘，我就是自信。

　　从1958年到1963年，由于斯霞和她的同事们全身心的投入，五年制教学试验取得了圆满的成功，所有的学生都考上了中学。

　　王党生：我们和他们一起考。

　　1963年，第二轮五年制试验仍然由斯霞承担。因为前一轮试验积累了许多经验，这一回斯霞的信心更足了。但是，日后不断变化的政治风云，中断了这一轮教学试验。1964年，斯霞的“童心母爱”遭到了批判。

　　斯霞：批得厉害呢，母亲爱孩子有什么不对，我讲不出道理，批判就批判了吧。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斯霞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靠边站”了。

　　肖健龄：我作为学生代表也去了，斯老师说我不反党，我爱党。

　　在“文革”中，对斯霞的冲击，由动嘴批判一步步上升到了人身攻击。

　　吴鸿燕：就看见朝她吐口水，扔石头。

　　斯霞：文革一切都不正常。

　　肖健龄：让任小梅写大字报，写了，经过那里，她正在看。让她过去，说，你这里面有几个错别字。

　　斯霞：学生看大人的样，大人写了，小孩也写，我不计较。

　　肖健龄：那时她已经不教我们了，看见我头上流血，马上迎过来说，你头上流血了。

　　“文革”结束后，斯霞重返讲台，仍然教一二年级的语文。1978年，南京市政府任命斯霞为南京市教育局副局长，但她坚持不受。

　　（采访：斯霞：我不会当官，只会教书，教书有什么不好，当个好老师也不容易，要全心全意）

　　从1927年在杭州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算起，到1995年退休，除去那些动荡的岁月，斯霞在小学的讲台上，已经度过了六十多年。退休后，斯霞也闲不住，她会经常到学校转转，向青年教师传授经验，帮他们出主意、解难题。

　　陈涓：跟我说，小姑娘字要写好一点。

　　施玉洁：班上有个问题少女，斯老师跟她约定，她好好上课，就会来看她。

　　一直到2001年，91岁的斯霞还保持着令人惊奇的记忆力，对教过的学生都能叫出名字。

　　刘红：一下了叫出名字，我们在她心中的分量有多重。

　　2002年，偶然生了一场病后，斯霞的记忆力明显衰退，对许多学生已经叫不出名字了。但几十年过去了，学生们对这位启蒙老师仍然铭记在心，满怀感激之情。

　　刘红：她是母亲，更是导师。

　　吴鸿燕：如果能带完的话，会更优秀。

　　肖健龄：老师，我们等着品尝您百岁生日的蛋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