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拾禄1951年参加九三学社，曾任该社南京分社副主委，第三、四届中央委员。他还是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参与过第一、第二次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制订，担任过中国农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农学会理事，全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理事等。不论担任何种兼职，他总是一丝不苟，认真负责地工作。1957年，周拾禄被错划为右派。他身处逆境，并未因此而气馁，曾对人说：“个人得失事小，主要是把事业发展起来，把稻作科学技术搞上去。”他与助手疏仁山一起收集２０多种野生稻进行水稻细胞学方面的研究，亲自做杂交，搬盆钵，并以忘我的笔耕来解除胸中的烦闷与痛苦。《稻作研究》和《稻作集论》两大本著作，就是在被划为右派的情况下编写的。这两本书介绍了1951—1960年间日本水稻科技动态，为当时我国水稻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下放到六合县定居后，更是抓紧时间著书立说。《稻作科学技术》一书就是在这段时间开始撰写的。

　　1973年，他从六合县调回南京，立即向当时负责粮食作物研究室工作的邹江石提出：“我是老而不弱，病而不残，要以有生之年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他对自己提出了要求，即晚年把国外数十年的稻作进展编译成中文供后人借鉴；把自己数十年的稻作经验写出来给大家参考。他言必行，行必果，以非凡的毅力与病魔抗争，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依然坚持《稻作科学技术》的撰写。50万字的巨著都是他亲手制表、绘图、誊写。1979年12月，这位把全部生命和精力奉献给农业教育和稻作科学事业整整58年的周拾禄与世长辞了。《稻作科学技术》也成为他的遗著而出版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