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鸿隽的著述目录中，长长排列着《科学与工业》、《科学与教育》、《发明与研究》、《科学之应用》、《科学与近世文化》、《科学与社会》……，他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工作期间，发表了许多有关科学、技术和教育问题的言论，在今天看来是属于“政策研究”范畴的。
 

　　在抗日战争中，他奋力支撑着中国科学社，也同时密切关注着世界科学的发展趋势。一到抗战胜利，就强调“要把发展科学当作此后立国的生命线”，并具体提出：第一，要把发展科学确定为“国策”；第二，要为发展科学制定一个具体而整个的计划；第三，国家要为发展科学作出专门的预算；第四，管理科学事业的人员要由专家担任。1949年4月，他在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主持召开的座谈会上，再谈“要把科学当作国策”，同年10月发表《敬告中国科学社社友》的讲话时，强调“科学研究已成了新政府的国策”，更显出对科学传播的急切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