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肖克伯伯去世之际

早在井岗山时期，肖老作为朱德的支持者，就已经成为了毛泽东的对立面，而当时朱、毛的根本分歧就是要不要“党指挥枪”的问题，林彪选择了坚定地站在毛的这一边。通过这样的一个铺垫说明，基本上就不难理解肖老一生中的那许多坎坷和不公正的最根本原因了。然而，老天爷可是长了眼的，让这个出类拔萃的嘉禾人活到了那个风云时代的最后，活到了102岁的高龄，活到了甚至可以看见这个民族开始质疑权威、实事求是的曙光了。老爷子终于可以欣慰而平静地去远游远行了。

现在，我们不妨再一次回到十九年前的五、六月间，作一个短暂的重温。

就在那年的五月,以肖克、张爱萍为首的七位上将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假如进城,假如开枪,老百姓会骂我们一万年。”中央明明已经掂出了这些话的份量,但还是分别找了这七个人谈话,并且把心思全放在了抓“幕后黑手”之上。当时中顾委里也有一百多名委员在紧随其后的第二封信上签了名，足见这封《七人信》所产生的冲击波有多大了。简直就象一颗出膛的鱼雷，正在以最大的速度冲向目标，水面上似乎一切风平浪静，然而水下的激烈碰撞已经到了千钧一发的状态了。事后回忆起来，说惊心动魄毫不夸张。这些曾经为信仰为事业身经百战出生入死的老将军、老部长、老省长们,都有着五十年以上的党龄,他们最清楚鱼和水的关系,全明白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的道理。尽管经历过这次“对撞”的老人们大都已离我们而去，但是，这曾经的一刻已被历史之笔记录在案了，我坚信它会成为一个亮点。

肖老一辈子调低，以温文尔雅而著称。这一次，却以82岁的高龄冲在了第一线，以当年红六军团军团长的魄力，掀起了可以说是老人这一生中最大的一次大浪，向中央直接表达了一种声音，要以百姓为重。老爷子饱经政治磨难，但那颗追求真理的心却永远年轻，从上井岗山起到今天，孜孜以求，始终如一，尤其是在几次这种极为关键的时刻，他都是一个有着独立思考忠于职守的战士。

当时，除他们这些已经离休的之外，还有不少在职在位的,在那种情况下也纷纷作了自已的抉择，

比如：

洪学智六月三号下午果断住进了301；

武警总队的指挥中心只留了个付政委看家(据说还是党委会决定的,必须服从),其余的司令政委们通通以各种借口离开了北京,……。后来,这帮子“临阵脱逃”者全部都被清洗了,一个没留。

再说说我的父亲：

那天夜里十二点,总算回到公主坟大院父母家里,全楼灯火通明,我们直奔二楼一头就冲进父亲的书房,详细叙述了离开天安门广场一路顺西长安街到公主坟的所见所闻,大喊“真的开枪了！”父亲站着听完,一脸铁青,示意我们出去,扭头就把房门关上了。曾经负过七次战伤的父亲,不仅在战场上不怕死,在严酷的党内斗争中也是一贯的敢於直言,从来不看别人的什么脸色眼色,这点让我们最佩服。今天是怎么了?下了楼才知道：就在刚才,老五连滚带爬地从木樨地回来,结结巴巴地说了不少了,……。而且从公主坟第一声枪响开始,父亲就不停地给中南海打电话,其中通了三次,那头的工作人员几次都说“首长,您放心吧,是橡皮子弹。”父亲亳不客气地说,我打了几十年的仗,还听不出来这是真枪真弹吗？！

也就是从那月三号夜里起,一辈子习惯有话就说的父亲变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不再大声嚷嚷,不再一遍一遍打电话,不再进进出出,而是一个人静静地关在书房中很久很久。一直到多年之后的2000年,在301的病房里，父亲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赵紫阳犯了什么错误？！还不止一次对我说,歌功颂德的事我不搞。为此,他取消了相当多的政治活动,既使参加也是斟酌再三,对很多事情他有自已的一套标准。1999年的五十年大庆,参不参加甚至犹豫到了临开会前的三十分钟,老五几次打电话问我怎么办?那天他几乎就是最后一个到场上的天安门。

坦率地说,他们那一代人是把政治生命政治待遇看得很重的,父亲也不可能完全超越。（关于那一段,父亲那群人的事还有不少,在此不说了）那天那事之后,大清查开始,要求每个签字的中顾委委员“都必须写出串联经过、签名过程及揭发牵头人”的电话是由直通中南海专线的红机子打到家里的,父亲没接,是母亲处理的。她说,谁牵头不知道,父亲之所以签名是因为在京西宾馆的大电梯里听说了这事,当时七嘴八舌,都有哪些人,一个也记不起来了;至于什么与李锐通话的内容?母亲说,那天是他夫人接的电话,是个一问三不知的人。曾经伴随父亲经历过大风大浪四十多年的母亲,当然懂得这种电话的含意,关键时刻父母做了自已的选择,经得起良心和历史的考验。第二天,母亲又身负重任进了中南海,把委员们受到清查的情况向于若木作了反映。三天之后,陈云代表中央明确“立即停止在中顾委内部的一切清查”。

一个不算小的风波虽然宣告结束,但是老邓从此却生了：解散中顾委的心,到九二年终于如愿以偿。短短的两届中顾委，只有10年。但却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起过非同凡响的作用，19年前那次是最重要的一次，后来又有关于领导干部年轻化、前苏联与东欧巨变的影响以及中央过去对六军团压低了的等诸多问题上，中顾委的这些老头老太太委员们都痛快地表达了意见，以致于让高层下了必须立即解散的决心。

1996年的11月9日上午9时，在人民大会堂的云南厅，正在开着一个庄严又热烈的纪念红军长征的大会。若大的会场里，除了留下几条窄道供大家走动之外，已经密密麻麻的摆满了座椅，并且座无虚席，而就连靠墙的那一溜空地也站满了第二代、第三代和各家的工作人员。由于会场太大，人又多，且一直不停的有人在请这些老爷子们签名、照相，整个大厅始终显得比较嘈杂。终于有赫赫有名的老红军起身发言了，一个接着一个，就在一位老中将 (有名有姓，会场上的人大都很熟悉) 的发言即将结束，且已开始用高八度的带有明显地域口音大声几乎就是在喊口号“……”之际，肖克老爷子猛地站了起来，打断了前面那位充满激情的结束语，然后大声地尽管口音重，但一字一句清清楚楚地说：“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不是哪一个人(怎样)、(怎样)，不要(再象)过去那样，搞(什么)个人崇拜了，整个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是全体红军战士的(努力)！”说完，重重地坐下了。场内顿时鸦雀无声一片寂静，就跟一个人都没有了似的，在此后长达好几分钟的时间里，所有的窃窃私语、来回窜达都被冻结住了……。

其实很早以前，我就从父亲那里知道了肖克老爷子的思想、为人和作派，而且也知道这次会议他没有准备发言，所以当时我也正一门心思地逐一找各位老爷子签名呢。老爷子的临时即兴发言，不仅让我吃了一大惊，而且回家就作了文字记录。这样纪念长征的大会，从八十年代中起至2000年，十几年中我参加了很多次，这一次最短，只有2个小时，印象却最深，至今回想起那场面，说起来仍是那么津津有味。

就在那一年的12月，肖老在他的书房里，当场为我书写了“历史事实是最大的权威”这几个重如泰山的小字一幅。此外，但凡陪父亲去窜门，我就会小有收获：

1987年12月：温故而知新。

1989年12月：精卫填海。

1996年12月：历史事实是最大的权威。

1998年春节：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也。

1998年12月：爱国就要爱故乡，故乡风光我风光。

……

还有多首古代诗词。每一次都是欣然提笔，每一次都是饱蘸浓墨，每一次都是潇洒自如，每一次的话语都让我感到沉甸甸的……，老爷子的这种以书法以古词对我进行的教育、影响和鼓励，一直延续到了1999年的4月，老人住进了301为止。

那年，父亲去301看望肖老，两位老人一见面，彼此的双手就紧紧地握在了一起。父亲曾几次站起身来要告辞，必竟肖老已是93岁的正在治疗之中的病人，谁知肖老的双手如此有劲，死活就是不撒手，楞握了几十分钟之久。父亲对此感慨万千，跟我们几次说起当时的情景。

听工作人员说，比父亲早一步也就是个前后脚，江泽民刚刚来看望过肖老，肖老始终笔直地坐着，双眼紧闭，既不睁眼也不张口，安祥的宛如一尊青铜雕像。相信江泽民听惯了那些吱吱歪歪的赞歌之声，肯定不会懂得眼前这位老人内心世界的情感其实很丰富很热烈，但是，敢说他立马就会明白，当年这位26岁的红军军团长为什么敢率领几千个年轻小战士孤军作战以及他们所创造的辉煌。

2005年9月17日正是中秋前夕，蹇妈妈听说我来了，迎出来站在院子里等我进大门，我给肖老家送去的是一大束淡紫色的观赏莲花，老太太一看连声说“好漂亮，好漂亮。”进屋后，老太太指着墙上的那幅彩墨山水画说：“这是你爸爸送的《甘溪之战》，……那次仗打得很惨，死了六千多人，……”。还讲了关于这一仗许多鲜为人知的情况，和从未在正式出版物、场合说过的话。我很激动，父亲研究这一仗的许多情况我门清，而且我早就决心秉承亲历者的遗志在努力着、战斗着。红六军团西征在甘溪的这一仗，是个败仗，既有中央的问题，也有六军团某个一线指挥员的重大问题，战斗减员竟达6000多，对整个六军团不能不说是致命的，然而一直以来却始终被掩盖、甚至被篡改成了另外的一种面目出现在公众面前。就连在唯一的一部讲红二方面的电视剧《雄关漫道》中，这段历史事实也被精心地改变了，把那位一线指挥员的惊慌失措、临阵脱逃、置全军团的生死于不顾，擅自带走了全军团唯一的一个重机枪连以及完全不明真相的少量部队的可耻行为，改编成了什么执行“冒死突围、去寻找其它红军队伍”的狗屁任务，可以肯定地说，六军团没有一位领导给他下达过这个任务。既便是编撰现代版的天方夜谭也得合情合理。关于这个问题，我会专门再写。

在这里，我用自巳的方式,向肖老向父亲以及所有值得尊敬的前辈们表达敬意，他们的精神将铭刻在心，他们曾举过的大旗将永远不倒。

                                     小洣粥2008.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