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驻在鄂中地区的我新四军十三旅，在开辟孝南湖区初步建立地方政权以后，决定派出三十七团和地方武装一起，攻打孝感城，煞煞日伪的威风，鼓鼓人民的志气。于是，8月8日夜神速地向日伪占领的孝感城“捅了一刀”。
孝感城位于湖北中部偏东，临近武汉，是水路、公路、铁路的三路“码头”。这里，当时是日军向鄂西侵犯的主要补给站。日伪为了控制这一地区，除了在孝感县境内各交通要道广设据点、哨卡外，还重点在距县城关八里许的火车站屯驻了重兵千余人。日寇在侵华罪恶目的支配下，常常派出大批日伪军四下骚扰、扫荡；极端残忍地屠杀革命群众，严重地威胁我根据地的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为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为了同胞们的安危，我们必须反击和牵制敌人。我13旅37团与饶民太同志领导的汉孝陂游击武装（约四百余人），拟联合进行一场袭击孝感城之战。
当时，在孝感以西陡岗埠的一间理发店里，我们焦急地等待着侦察情报，以便下定最后决心——打与不打！
由于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侦察，确切地掌握了敌人的装备和兵力部署情况。周志坚旅长等同志听了侦察员的报告后，作了详细研究与分析认为：一、城内敌人对我从茅庙集向外游动，毫无反映；二、敌人没有一丝紧张与异常动静；三、伪军政人员仍在按部就班地工作；四、老百姓出入县城赶集一如往常。基于以上四点，周旅长确信敌人根本没有察觉我们袭击孝感的计划。于是，决定8月8日夜袭孝感城。
8月8日上午，旅首长命令我带领一部分人（当时我在37团任保卫股长），从茅庙集出发参加执行这一任务。为了麻痹敌人，我们绕道60华里，来到陡岗埠待命。临近黄昏，我部沿着河边小路急行军赶到孝感西门外，隐蔽在护城河外的一片芦苇里。天黑后，按照预定方案，我率领的一部分人冲入西门；干净利索地消灭了敌伪警察1个班，其中1人欲逃，被我抓获。我们随即冲进小东门，直捣东门，插向飞机场、火车站。
在攻向飞机场的路上有一座宽于马路面的石桥，为了切断增援之敌的通道，我们决定炸掉这座桥。这样就可以造成城内敌人孤立无援，便于我军瓮中捉鳖。莫看战斗那样紧张，在应该如何炸掉这座桥的问题上，我们硬是冷静地做了文章。我们把若干炸弹、硫磺弹捆绑在一起，爆炸的威力是足够了。为了趁机造造声势——唤起百姓，惊吓敌人，我们还在这一束炸弹中加绑了各种颜色的燃烧弹。只听一声轰响，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放射出五颜六色的火球。敌人不晓得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新式武器”把桥炸毁的。
深夜，22点整，周志坚旅长发起总攻命令。顿时，孝感城各城门和城内各个角落枪声大作。狂妄至极的日伪军，做梦也没有想到新四军此时“从天而降”。处在昏睡中的敌人，赤膊短裤，乱作一团。我们的战士，只能从敌人手中夺枪，抓他们的人是很难的。因为当时正值盛夏季节，这帮家伙连热带吓，浑身是汗，滑溜溜的抓不住，跑掉了一些，被我们击毙一些。我所带领的一部分人，俘敌1人，缴获步枪“中正式5支”、“汉阳造”3支。
紧接着，我带着这只队伍从城内一条巷道插向城北，隐蔽在火车站通往县城关的公路两旁，准备伏击从火车站增援县城关之敌。不出所料，时隔不长就有大批日伪军从火车站向县城关扑来。我立即命令部队准备战斗。
狡猾的敌人已预测到沿公路而进，必然凶多吉少，他们便抄小路而来。我正为敌人未入我设的圈套而着急时，只见城内火光冲天，这是我部发出的撤出战斗的信号。于是，主力部队立即撤离孝感城，并焚烧了一座用一日军师团长命名的“宇岛桥”（即现在的南门大桥）。迂回两天后，我带领的一部分人满怀胜利的喜悦，在铁路东小悟山一带与主力部队会合。
莫看日伪有狂暴凶残的一面，但它也有狼狈不堪之时。我们这次战斗后，日伪在孝感四周布下了一个很大的包围圈，妄图将我全歼。但是由于敌人并不清楚我部实力情况，所以畏畏缩缩，战战兢兢，包围圈收缩速度之慢，近乎爬行。孝感城内之敌，更是惊慌失措，分崩离析，个个只顾自己保全自己，各股敌军都象缩回脑袋的乌龟。次日上午九、十点钟，守飞机场的不管守火车站的；伪警察大队不顾日寇宪兵队。各敌人的援军从四面八方进入孝感城时，我们早以撤离几十里之外了。
在总结这次“夜袭孝感城”的会上得知，我37团和地方武装并肩作战的战绩是：除伪县长朱坤宇等逃跑外，歼灭日伪军50余人，俘虏日寇1人，1名日寇军曹惊恐而死，日宣抚班长小松毙命。同时，火烧了日伪部分据点及3辆汽车，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2船布匹等物资。
这场战斗，向孝感城的敌人捅了一刀，震动了武汉日伪军总部。这就叫“打在儿身，疼在娘心”。
1984年10月
（作者何辉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炮校某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