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6月26日上午，在上海北施高塔路恒丰里104号（现山阴路69弄90号）中共上海区委所在地，陈延年、郭伯和、韩步先等人正在开中共江苏省委成立大会。这是一幢砖木结构三层楼石库门新式里弄住宅，建造于1926年。房子竣工后，上海区委在这里开办党校，这里也是上海工人举行第二次武装起义的指挥所。
　　在会议上，王若飞传达了中共中央的任命，陈延年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郭伯和任组织部长、韩步先任宣传部长，赵世炎到中央工作。
　　突然，陈延年接到报告，一位交通员被捕了。陈延年心头一紧：不好，这位交通员知道这个秘密处所！他和王若飞、赵世炎等商量后，立即宣布提前结束会议。告诫大家小心谨慎，以防万一。
　　下午3时，为销毁文件，陈延年等人来到恒丰里104号附近，先在暗处观察周围动静，见没有什么异样，便冒险进门，焚烧办公室内秘密材料。但不久，上海警备司令杨虎派大批军警包围了恒丰里104号，陈延年、郭伯和、韩步先一起被捕。
　　交通员叛变了，但他并不认识陈延年。当时陈延年身穿短衣，裤腿上扎着草绳，自称是受雇到这里做工的，名叫陈友生。国民党军人对待陈延年像对待普通的共产党员一样，押往龙华监狱。
　　吴稚晖的出卖
　　陈延年怀着一线希望，给五马路东亚图书馆汪孟邹写信，请他想办法营救。陈延年在信中写道：“我某日在某处被捕，现拘押在市警察局拘留所。我是工人，不会有多大嫌疑，现在我的衣裤都破烂了，请先生给我买一套衣裤送来。”信尾署名“陈友生”。　　
　　与此同时，赵世炎、王若飞等也在想方设法营救陈延年，并与办案人员谈妥，交800元放人。
　　盛夏的一天，刚刚租下上海极司斐尔路（万航渡路）49号一幢楼房的胡适，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开门一看，是满头大汗的汪孟邹：“延年被捕了，你快想法子救救他。”说着汪孟邹将一张皱巴巴的纸递给他。胡适一看，果然是陈延年亲笔写的求援信。“陈友生”，就是陈姓朋友所生，分明是指陈独秀这个老朋友生的孩子啊！
　　尽管凶多吉少，胡适还是答应帮忙。胡适想起蒋介石的红人吴稚晖是陈延年的老熟人，数年前曾帮助陈延年和陈乔年等人赴法国留学，决定将信转给吴稚晖，请他帮忙。
　　吴稚晖见信，暗暗欢喜起来。1921年秋天，蔡和森、陈毅、李立三等104名留学生为争夺里昂中法大学与吴稚晖等闹矛盾，被押送回中国。此后，陈延年逐渐脱离吴稚晖的无政府主义影响，转向共产主义。对此，吴稚晖恨在心头，想不到，陈延年今天栽到自己的手里了。
　　吴稚晖思忖再三，立即给上海国民党警备司令杨虎写信“祝贺”：“今日闻尊处捕获陈独秀之子延年……不觉称快。”并指陈延年“发生额下，厥壮极陋……恃智肆恶，过于其父百倍”。这杨虎不是别人，正是随蒋介石一路制造赣州事件、九江惨案、安庆“三二二”事件的特务处长。
　　杨虎见信，大喜过望，他没有想到陈独秀的儿子、当时上海共产党的头号负责人陈延年已被抓获。蒋介石获悉逮捕陈延年的消息后，致电国民党26军政治部，指示需“切实讯明为要”。
　　陈延年惨遭杀害
　　1927年7月4日，即陈延年被捕后的第九天晚上，国民党特务将他秘密押赴龙华刑场用乱刀砍死。陈延年牺牲后，蒋介石下令不准收尸。次日，《申报》刊出《铲除共党巨憝》，披露了吴稚晖给杨虎的信件。汪孟邹见报，如五雷轰顶，瘫倒在椅子上。胡适见到报纸，也对吴稚晖深为不满。
　　陈延年牺牲后，董必武称赞他是“党内不可多得的政治家”。

　　来源：摘自《陈独秀父子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