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菊潜聪敏好学，在唐山交通大学土木系学习时，深得业师罗忠忱教授的钟爱和器重，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获学士学位，被交通部保送美国公费留学，获康乃尔大学土木工程硕士学位。新中国成立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他作风正派，胸怀坦荡，不畏艰险，果断进取，精明干练，思路敏捷，决策正确，讲求实效，有突出的组织领导能力。他为人正直严肃，务实无华，平易近人，融汇了东方和西方在工作上的优良传统。

　　他从事铁路事业后，从基层循序而进，学识渊博，智力过人，精通专业理论，实践经验丰富，长于全面考虑问题。他文笔明快，草拟、修改的公文、报告言简意赅，不漏关键。他熟悉与行政管理有关的财务会计、材料管理乃至市场变化、金融动态及往来关系。因此，不仅能够完成工程任务，而且同时获得经济效益。在任中国桥梁公司上海分公司经理期间，虽币值狂跌物价波动，但他妥善掌握材料供应、储存，明确承发包及劳资关系，经办工程从不亏损。由公司成立时仅有的几间破旧厂房，逐渐积累了一定的物资和资金，解放后全部上交给了国家。他一生痛恶贪污腐化。某次，国民政府交通部批请救济总署拨料，仓库外籍管理员索贿，有意延宕，他坚决抵制，亲率卡车往领，义正词严，据理力争，终于打破了陋规，解决了问题。

　　汪菊潜在技术问题上善于掌握全局，富有预见性。上海解放前夕，救济总署将二次大战中剩余物资英式军用梁部件大批运达上海码头，另一部分运至衡阳，国民政府交通部指定中国桥梁公司为沪地整修保管单位，他及时组织人员研究构造方案，作出应用组拼详图，分发路内，不仅在解放大军南下时得到使用，并在铁道兵抢修陇海线伊洛河桥，包括中跨为８８．７米的三孔连续梁时，迅速运送组装，为解放大西北做出了贡献。

　　汪菊潜爱才育才，知人善任，深受美籍华裔桥梁专家林同炎教授的敬佩。林同炎认为：“汪菊潜不但在工程方面有巨大贡献，最重要的是有准确的判断力，有精明的眼光，而兼有做人用人的办法。这样特殊的人才，不论在国内国外的工程司中都是非常少有的。”抗战期间，汪菊潜连任滇缅铁路及叙昆铁路的工务课长。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他一方面团结老工程师程德芬，顾懋勋等做好领导工作，一方面放手使用和指导林同炎、刘恢先、钱令希等青年专家们出色地完成了桥梁、线路的设计任务，为祖国建设储备了人才。他任用林同炎为设计课长、铺轨队长，使林同炎的才干得以施展。直至今日，享有世界盛誉的林同炎教授，每回忆过去与汪愉快共事的情景，仍不禁流露出思念之情。１９５２年汪听说林同炎加入了美国籍，不客气地给林同炎写了一封信，说他听到了最坏的消息，非常伤心，因为当时他认为盼望林同炎回国服务的希望不可能实现了。林同炎教授说，这句话至今还在提醒我为祖国做出贡献。足见汪菊潜的爱国之心感人至深。在上海桥梁分公司期间，汪用王序森、刘曾达为左右手，分管内业设计工作，他用王同熙、赵燧章分管上海、杭州地区外业施工，使公司工作井井有条。解放以后，刘曾达、王序森曾先后任铁道部大桥工程局代总工程师、总工程师，王同熙曾任九江长江大桥指挥部总工程师，赵燧章曾任郑州黄河大桥工程处总工程师，均有建树。

　　汪菊潜处理各类问题，既有一套高效的工作方法，更能良好地处理人际关系。对于外国专家不失礼貌，但坚持平等原则，决不屈从。他在南京国民政府工程计划团任职期间，为美国顾问所敬畏。美国顾问遇到棘手问题，也争相延揽，希望得到他的配合与协作。他对上级尊重，但绝不阿谀奉承，敢于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因此，深得明智领导的信任，都认为他经手的工程可以放心。在同事间，他是可以信赖的人，他刚毅而不固执，处事直爽，从不含糊，以诚相待。他讲是非，明道理，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必要时也可以收回己见。在困难关头，勇担责任，忠于友谊。如茅以升在上海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政府强行任命为市秘书长，市长是当时的上海市警备司令，处境十分困难而危险。汪即进言：“不能辞，可以病”。茅恍然，即日住进医院。

　　多年来，他对工程组织机构要求十分精简。每个工程师必须在本职以外，承担伸缩性较大的事务工作。业务紧张时，不分彼此，主动填补人手不足，如记账、收料、描图、抄写等。他本人即曾在赶写英文报告脱稿后，又分担部分打字。他曾从低级专业职务做起，能力极强，不论内业设计及现场施工，可以替代任何一个工作人员且胜任相应作业。对下属他放手使用，鼓励思考，但在决定之后，非有错误，不再犹豫反顾，不允许阳奉阴违，对承担的工作必须全力执行。在决定不幸出现问题，他历来自负全责，从不追究下属，即使由于能力不够而造成失误，亦由他负责与处理。他责任心及自信心很强，在钱塘江桥修复检查时，包商匍伏在上弦斜撑杆上前进，他却泰然在其上面行走，毫无惧色。他经常向公司同仁说：“我们是从商办公司，要能在动荡的经济条件下争取合理生存下来，也更是为了做工程，为了发展桥梁专业，要以高技术水平在工程界谋得一席之地。”他的主导思想和奋斗目标使公司人员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对他们竭诚参加新中国建设起着重大影响。他主持的上海桥梁分公司，不仅吸收了西方企业管理特点，而且结合当时具体情况不拘形式地运用。如评薪时，他自荐为最高级，以下按能力分等。他认为人必有用，既不要冗员，但要量才使用，一定要安排到适合岗位。

　　在上海桥梁分公司，他关心职工生活。当时，公司经济困难，他安排集体宿舍，虽面积不大，但每人各住单间，为中青年工程师组织家庭安心工作创造了条件。在生活上雇用勤杂人员供应膳食及洗衣清洁服务。每逢重大节日邀请全体职员及家属共同聚餐，故公司同事相互熟识有如家人。每年，他结合时令及工点组织技术人员携眷外出参观旅游渡假，由公司负担部分费用，深受职工和家属的拥护和爱戴。

　　汪菊潜出身贫寒，一生成就均为勤勉奋斗之结果。由于人才难得，业绩突出，颇受工程界前辈之奖掖。解放前，先后受到国民政府交通部技监萨福钧、中国桥梁公司总经理茅以升之提携；解放后，先后受到上海铁路局和铁道部之重用，深得周恩来总理器重，得以发挥才干，遂成为工程界受人瞩目之人物，绝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