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中记载，公元前173年，汉文帝下令，列侯的母亲、老婆、亲王的子女们以及二千石以上的大官，不准擅自逮捕人民及擅自征收捐税。柏杨先生写道：“刘恒这项命令，证明了一件事：中国人即令生在被歌颂的‘文景之治’的盛世，侯爵的娘、妻、亲王的儿子，以及政府高官，一高兴或一不高兴，都可以随意逮捕平民，玩玩躲猫猫游戏。要你的女儿你拒绝，逮捕你。要你的房屋田地你拒绝，逮捕你。我出门时你走避不及，逮捕你。忽然看你不顺眼，逮捕你。而他们又可以征收捐税，穷人的血汗钱，穷人的卖儿卖女钱，只不过供他们吃一杯酒。如果你抵抗，如果你真的缴纳不起，那就又回到固定位置——逮捕你、凌辱你、拷打你，最后，一具血淋淋的尸体抬回家门。……刘恒这项命令有没有执行，是另外一个问题。而就在这项命令中，并没有禁止侯爷和王爷本人对人民逮捕和征税，老娘老婆只要透过儿子或丈夫的手，照样横扫全国。”柏杨先生对历史的明鉴令人佩服。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皇汉民族名称由来的大汉朝，其中历史最有名的“文景之治”当中，相对于卫鞅刑制太子的监护人公子虔和公孙贾，不知道落后多少，作为一个百姓，不知生活在儒生所谓的“暴秦”安生，还是生活在其他朝代更安生。

中国的历史，满嘴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的儒生当道，但凡敢于创新，勇于突破旧格局、旧制度，努力超过其他人水平的，大都要被干掉。卫鞅变法，被车裂了，秦国建立郡县、中央集权，被颠覆了，郭德纲说了真正好听相声，被告了，小沈阳让人民快乐，被藐视了……，郭德纲小沈阳不过是抢占了眼球和市场，就被人深恶痛绝，必让之消失而后快，更何况卫鞅吴起等严重降低了大家的财产性收入，严重损害了大家欺压贱民的自由，严重剥夺了大家不用吃苦受累即可坐享其成的权利，这“大家”没有理由不想办法革了卫鞅的命。

        对完美法治的理想造就了卫鞅个人的悲剧，一个社会制度建立之初的状态不应该是稳定后的常态，用电气术语说，系统运行状态分为稳态和暂态，暂态有暂态的运行方式，与稳态截然不同，比稳态复杂得多。当年课程考试中，《稳态》五分之一不及格，《暂态》半个班不及格，成绩就很能说明问题。卫鞅对法治社会太过于崇拜，太过于急切，甚至用稳态的方式代替暂态的手段处理老贵族的问题，最后不仅给自己带来悲剧，而且给后世的法治进程带来沉重的打击。今后两千多年每一个想要变法的人都会想想卫鞅的下场，或者不敢变法，或者不敢彻底变法；而社会利益既得者，则每每想起卫鞅，心中都充满了希望。毛主席说对敌人讲仁义是“蠢猪式的仁义”，对时刻想破坏法治的人讲法治，就是对不起法治。战国时期礼崩乐坏，部分砸碎了死板僵化的社会制度，给了底层社会改变现状的希望。同时各国竞争激烈，全凭实力说话，也给国君奋发图强的动力，这才给了变法肥沃的土壤。可即使是这么适合变法的环境，也就卫鞅和秦孝公成功了，成功的人结果还不得善终……中国的百姓，苦难无终。

即使在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能够百家争鸣的时代，卫鞅、吴起等也是另类。但只有卫鞅的治国理念才是正道。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只能让社会风气逐渐败坏，只能让刁顽蛮横的人获利：监考老师不严格执法，不会让学生感激你，只能让认真的学生寒心，今后不再认真；交通警察不对违章行人进行处罚，只能让道路更加混乱，让行人更容易被撞死，同时没有严格执法培养出的群众守法习惯，十字路口的警察永远都要在那里站着，不管交通信号灯是否有用——法治不严，大大增加了每一个人生活的成本，也大大增加了国家的管理成本。而这增加的成本，则全部都由仍然奉公守法的人民承担。如此一本万利的制度，贵族、官吏当然要维护，维护他们世代获取既得利益的权利，维护目前的等级划分，在自己能够荣华富贵的同时保持贱民们的财富和社会地位，消灭这批人通过努力改变地位的可能，同时消灭自己不努力失去财富和地位的可能。我们教科书总说贵族剥削了劳动人民是阶级社会主要的不平等，其实最主要的不平等就在于贵族用权利保证社会各阶层地位不发生改变！卫鞅之法，每个人都能通过守法耕战取得财富和社会地位，这种理念放到现代社会都是非常进步的，要知道，当今世界也没有多少国家能够真正开放普通人自由进取的通道。部分人总说卫鞅法律残酷，刑杀过多，那是拿现代社会的刑罚尺度去衡量古典时代。另外说一句，如果立法凡是发现飞机上下来的人带有猪流感，马上拉去活埋——则在猪流感盛行的今天，匆忙赶回中国的人，都会仔细考虑自己是否带有疾病，中国就不会有那么多输入性病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