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约前390年—前338年），战国时期政治家，著名法家代表人物。卫国国君的后裔，公孙氏，故称为卫鞅，又称公孙鞅，后封于商，后人称之商鞅。在位执政十九年，秦国大治，史称商鞅变法。　　
　　商鞅“少好刑名之学”，专研以法治国，受李悝、吴起等人的影响很大。后为魏国宰相公叔痤家臣，公叔痤病重时对魏惠王说：“公孙鞅年少有奇才，可任用为相。”又对惠王说“王既不用公孙鞅，必杀之，勿令出境。”公叔痤死后，商鞅听说秦孝公雄才大略，便携同李悝的《法经》到秦国去。通过宦官景监三见孝公，商鞅畅谈变法治国之策，孝公大喜。前359年任左庶长，开始变法，后升大良造。
　　周显王十三年（前356年）和十九年（前350年）先后两次实行变法，变法内容为“废井田、开阡陌，实行郡县制，奖励耕织和战斗，实行连坐之法”。这时太子犯法，商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刑其太傅公子虔与老师公孙贾。秦孝公十六年，太傅公子虔复犯法，商鞅施以割鼻之刑。变法日久，秦民大悦。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前340年，率秦赵军败魏国公子昂将军，魏割西河之地与秦，将人民迁居至大梁，此时梁惠王大忿：“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商鞅因功封于商十五邑。
　　商君之法太过刻薄寡恩，设连坐之法，制定严厉的法律，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顶、抽肋、镬烹之刑。秦国贵族多怨。赵良劝说商君积怨太深，宜“归十五都，灌园于鄙”、“不贪商、于之富，不宠秦国之教”，商鞅不听。前338年，秦孝公崩，惠文王太子驷即位，太子虔告商鞅谋反，商鞅逃亡至边关，欲宿客舍，结果因未出示证件，店家害怕“连坐”不敢留宿，自是“作法自毙”；欲逃往魏国，魏人因商鞅曾背信攻破魏帅，亦不愿收留。后来商鞅回到商邑，发邑兵北出击郑国，秦国发兵讨之，杀鞅于郑国黾池，死后被秦惠王处“车裂之刑”于彤，灭商君之族。
　　公元前359年，正当商鞅辅佐秦孝公酝酿变法时，旧贵族代表甘龙、杜挚起来反对变法。他们认为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鞅针锋相对地指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礼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从而主张“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这是以历史进化的思想驳斥了旧贵族所谓“法古”“循礼”的复古主张，为实行变法作了舆论准备。课本上“商鞅舌战图”插图，是当时这次大辩论的写照。
　　商鞅变法前后有两次。第一次是秦孝公六年(前356年)公布的，主要内容是： 
　　一、编定户籍，实行“连坐”。规定五家为“伍”，十家为“什”，国家直接掌握全国的户口数，而且便于互相监督。一家犯法，其他家必须告发，不然就要一同受罚；告发人和杀敌者一样受奖，赐爵一级。 
　　二、奖励军功，禁止私斗。新法规定：凡有军功者，均可得到赐爵、赐地、赐官等奖赏。与奖励军功相联系，对秦的爵制加以整顿，规定了爵位的二十个等级。宗室(国君的亲属)没有军功的，也不得享受特权，对田宅、臣妾都有明确的规定。这无非是鼓励人们为秦国的封建政权而勇敢作战。与此同时，商鞅变法还规定了禁止私斗。所谓私斗，并不是指一般人打架，而是指“邑斗”。“邑”是指一般的城镇，被奴隶主所占有。奴隶主之间为了争夺土地、财产，经常发生争斗。新法规定不准私斗，违犯者按情节轻重，给以不同的处罚。其目的是在于削弱奴隶主的势力，加强封建中央集权。 
　　三、鼓励耕织，发展封建经济。新法规定，凡是一家有两个以上的成年男子就必须分家，否则就要加倍纳税。凡多打粮食和多织布的人，可以免除劳役和赋税；凡因经商及懒惰而贫困的，其全家则沦为官府的奴隶。 
　　四、制定严厉的法令。商鞅以严厉的法令来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法令制定的原则是“轻罪重刑”，即使犯了很轻的“罪”，也要处以极重的刑罚。据说连“弃灰于道者”(把灰倒在路上)，也要处以黥刑(黥刑是古代一种肉刑，用刀刺刻额颊等处，再涂上墨)。 
　　为了取得民众的信任，商鞅在推行新法之前，想了些办法。据说，他在国都南门外立了一根三丈长的木头，下令说：“谁能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去，就赏给他十金。”老百姓都很奇怪，没有人敢去试试。后又宣布赏五十金，一个不怕事的人把木头搬到北门，果真得了五十金。通过这件事，人们都相信商鞅说话是算数的。因此，商鞅抓住了这个时机，公布了新法。 
　　新法公布之后，受到许多人的拥护，但也遭到了旧贵族的反对。太子明知故犯，破坏新法，商鞅决定依法处理太子。但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不能施刑，就对太子的两个老师进行严厉的处罚。此后，再也没有人敢不遵守新法了。 
　　商鞅因变法有功，于秦孝公十年(前352年)被提升为大良造(又称大上造，在秦的二十等爵中，属于第十六级)。为了进一步保护封建制，秦孝公十二年(前350年)，商鞅又颁布了加速封建改革的法令： 
　　一、普遍实行县制。商鞅变法前，只是在个别地区设立县。新法规定，全国普遍推广县制，把过去奴隶制的邑、聚等组织都合并为县。每县设立县令和县丞，这是地方行政长官。从此以后，县就成为封建地方政权的基本组织形式。这些官吏领取俸禄，由国君任免，与奴隶社会的世卿世禄制不同，它更有利于维护中央集权。 
　　二、开阡陌(纵横道路)封疆(田界)，承认土地私有。商鞅下令把过去国有土地上的纵横道路和田界清除掉，鼓励农民开垦荒地，承认土地私有，允许买卖。这样就以法律的形式废除了旧的土地制度，肯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这一措施对封建制的确立和发展，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三、统一度量衡。统一的办法是：规定全国的度量衡都必须统一进位制度，即把升、斗、丈、尺作统一规定；制造统一的标准度量衡器，发到全国各地。目的自然是为了加强对人民的剥削，但是，这种统一对当时的经济发展是有利的，也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奠定了基础。 
　　商鞅变法以后，不仅沉重地打击了旧贵族的势力，而且也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巩固了封建统治。经过多年的努力，秦国日益富强，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强国。 
　　商鞅变法的成功，除了客观条件之外，在主观上有两点给我们以启示： 
　　首先，商鞅有创新的精神。商鞅从小就受法家思想的影响，但他在秦国主持变法时，并不是完全照搬李悝的主张，而是从实际出发进行的。如耕战政策，当时许多政治家都在各个诸侯国实行过，然而只有秦国的效果特别显著。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商鞅能够从秦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出奖励军功等一系列具体的行之有效的办法。因此，改革很有成效。据《史记》记载，商鞅在秦国推行改革十年之后，“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亍私斗，乡邑大治。” 
　　其次，商鞅的斗争精神。在推行新法过程中，商鞅也是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的。但是，他敢于同旧势力作斗争，为维护封建统治毫不动摇。历史上许多改革家之所以失败，并不完全是因为改革的内容不符合实际，有的改革方案甚至很理想，但一触犯权贵的利益和特权，就不敢继续坚持下去，使改革成为纸上谈兵。商鞅却能以极大的勇气推行新法，不畏权贵，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所以说，改革是有风险的，需要有胆识与魄力。否则，改革是不会成功的。 
　　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作为地主阶级政治家商鞅，把人民视为群氓，鼓吹愚民政策。同时，他也是以最残暴的方式镇压人民，来维护封建的统治政权。如“连坐”法是相当残酷的，它加深了人民的痛苦，因而怨声四起。许多史书也都说，商鞅变法对人民没有什么好处，刑法越来越多，人民敢怒不敢言。 
　　但是，评价一位历史人物主要是看他在历史上的贡献。商鞅变法之后，使秦国富强起来，并为一百多年以后秦始皇统一中国打下了基础，为确立和巩固封建制度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因此，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评价商鞅的历史功绩，不应以个人品德上的残苛来贬低他在历史上的地位。